中纪委出台反腐新规瞄准擦边球 模糊地带均列出

　　反腐必须与时俱进

　　反腐精确瞄准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贪腐特点发生的变化。腐败严重程度趋烈自不用说——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

　　仅2006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就共给予党纪处分97260人，占党员总数1.4‰。其中，有7名省部级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些案件较多的表现为商业贿赂。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9582件，涉案总金额15亿余元。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个重点领域以及出版发行、银行信贷等九个重点部位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7182件，占立案总数的75%。

　　今年4月，本刊记者在湖南郴州采访其前纪委书记曾锦春一案时，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即抱怨说，“哪里有利益，官员就往哪里去；哪里利润高，哪里就搞垄断。”

　　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钓贿”的方式之一是，开会时先从兜里掏出一个旧的诺基亚手机放到会议桌上，于是地方官员或企业家心照不宣地赶紧买来新的。其出事时，竟然从家里翻出20多个未开包的新款手机。

　　但是，如曾锦春般公然腐败的尚属少数。更多的腐败官员在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易。闹出“认证风波”的全国牙防组，就游走于企业赞助和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此外，更多腐败官员是不通过自己出手的。据查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通过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是以坊间戏语，“一个贪官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贪婪的情人。”

　　而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只是‘双规’以后”，才想明白了通过家属接受企业送礼也是受贿。

　　这种受贿还是容易被抓住把柄的，更为隐蔽的是“权力期权化”。前不久爆出的原上海建设党委书记、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上海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等，都是退休后“下海”捞“大鱼”。相关的调查表明，他们不过是任上权力任后享受。而不少退休官员“下海”后成为诸如企业的高级顾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其间是否有猫腻，一直耐人寻味。

　　这些层出不穷的腐败花样，已经不再能够激起大家的惊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应形势发展，中共对腐败的认识与制度化的治理也在逐渐强化。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首次提出了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目标，“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大框架形成局面下的具体措施，更是层出不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本刊记者说，“恐怕几千个文件都不止了。”而严禁通过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则是新形势下对腐败行为的一次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