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律师解救43名黑窑工

　　“黑窑奴工”十年之痛

　　十年前我采访的那些被解救回来的黑窑工，不少人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平静一下心情，就又离开了家乡，外出寻觅挣钱的机会了。

　　撰稿／杨 键（特约记者）

　　今年，距我采访与公开发表黑砖窑奴工故事已过去整整十年。我没有想到，同样的故事仍在惊人地重演。

　　1997年我头顶盛夏烈日，徒步走几十里山间小道，渴了喝沟渠里的灌溉用水，采访了黑砖窑里的四川中江农民。他们被骗到山西，然后遭到关押，成为强制劳动的奴工。

　　当时我以为，如此骇人听闻的故事，发表了肯定能让社会震惊，从此天下太平，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阳光下的罪恶了。但是再次传来的“山西黑砖窑”新闻，使我知道了∶至少在最近十年里，黑砖窑、黑煤窑等各种“黑窑奴工”从来就没有消失。

　　此番在新闻媒体连续曝光和警方的雷霆出击下，“黑窑奴工”似乎应该走向终结了。然而，我不再会像十年前那样乐观。如果不建立覆盖中国每个老百姓的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变革劳动执法体制，在未来的日子里，许多人依然可能沦为“黑窑奴工”，许多孩子都可能在金钱暴利的魔爪下沦为命运凄惨的童工。

　　最可怕的是，如果劳动者权益依然得不到强有力保护，我们中还有人可能受暴利驱使，变成万恶的“黑窑奴隶主”，成为下一起黑窑奴役案的作案人。

　　律师解救黑窑奴工

　　那是1997年5月28日，两名分别来自四川中江县柴山乡和民主乡的农村妇女赶到中江县城，找到中江县经济律师事务所的邓学海和兰勤明，请他们设法营救正在山西打工的丈夫和女儿。他们出示了一封辗转递来的民工求救信。信上的文字文理不通，是一位名叫蒋营见的58岁男子，托人记录下的一批中江老乡在山西被奴役关押、强制劳动的悲惨遭遇。

　　两位妇女说，蒋营见和他们的亲人一起到山西省太谷县任村乡东卜砖厂打工。为了把蒋营见救回家，他的侄子想出一个主意，开了一份莫须有的蒋营见在当地的“犯罪记录”，并请了一位民主乡的干部陪同，前往山西的那家砖厂。他们以蒋营见负案在逃为由，当着砖厂众人的面将他五花大绑，如此大动干戈，才把蒋营见和另一个被奴役关押、强制劳动的14岁中江童工带回四川。

　　两位妇女十分焦急。邓学海律师立即向事务所领导汇报，事务所随即向中江县司法局、县政法委员会紧急汇报。中江县是四川的劳务输出人口大县，地方经济基本靠每年约40万中江民工在外打工的数亿汇款维持。县司法局随即与邓学海、兰勤明律师研究制定解救方案。县委副书记亲自协调指挥，为办案律师提供后方支持。1997年6月2日，邓学海、兰勤明带着民工家属的殷殷期盼，手持中江县政法委出具的介绍信，登上了北上列车。

　　6月4日，两人风尘仆仆抵达山西太谷县，找到太谷县劳动局，要求协助营救中江民工。当天下午，他们在太谷县劳动局有关人士的协助下赶到了砖厂，同行的还有当地检察院两位驻太谷县劳动局检察室的检察官及东卜砖厂所在的任村乡党委书记。两位律师与砖厂老板李小林谈判，要求放民工离厂。李小林一开始不同意放人，理由是他支付了民工们从中江到砖厂的1万多元路费，要走就得还路费。

　　事实上，中江民工一到砖厂就开始干活，老板从未付过他们一分钱工资。对李小林的无理要求，律师们怒不可遏地予以痛斥，并责成他如数发放民工应得工资，李小林始终以砖厂效益不佳为由来搪塞。在太谷县劳动局及检察官的干预下，他最终同意放民工回家。律师就厂方不付工资但同意放人的表态征询民工意见，16名中江民工无一例外地表示宁愿不要工资也要回家。中江民工初来时一共有43人，许多人因不堪折磨而陆续逃离砖厂，剩下的16人当中，还有两名女工在律师到砖厂的前几天逃走了。当律师找到栖身于另一砖厂的那两名女工时。她们高兴得连身上的泥都未洗就跳上了回乡的车。

　　律师打听到，在山西省太谷县任村乡东卜砖厂，中江民工全部被安排在制砖、晒砖、装窑等粗笨工序岗位。每天凌晨4点就得上班，晚上一般要到12点左右才能下班。遇上停电，民工们可以休息，但来电后，他们必须通宵工作。东卜砖厂对民工的吃饭时间也作严格限制，超过时限，下一顿就没饭吃。民工们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有一人给家乡人打过一回电话，在三四人的监视监听之下，电话内容是“这里很好”。

　　在回家的车上，民工们告诉律师，虐待他们的其实不仅是李小林，还有李雇佣的一个叫刘宗军的四川广元人。律师到砖厂的前几天，刘宗军刚刚离开砖厂，又回四川广元招收民工了。听到民工描述刘宗军种种肆无忌惮的恶行，两位律师也为之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