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沪“综合试验改革”艰难破冰

　　津沪“综合试验改革”艰难破冰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后，运转效率和利用效率并不高。”浦东新区科技局局长朱旭东坦言，而招商引资引来的，很多是外资企业，并不符合“自主创新”思路，对跨国公司的妥协，甚至让国内企业觉得不公平。

　　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前车之辙”

　　一个两岁，一个一岁。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两个因有不同基础和定位，也因不同原因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综改试验区），仍各有喜忧。

　　两年前的浦东，在开发开放15年之后，依靠特殊政策，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的优势已不再，要想继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制度突破。

　　对滨海新区而言，被批准为综改试验区之后，其首要任务是带动环渤海经济增长、平衡南北经济发展，其次才是自身发展的问题。

　　然而，面对综改，邓小平时代就开始强力开发开放的浦东，和李瑞环时代开始，就按天津自己需要谋划建立的新区，条件和基础大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各异。

　　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对于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为中国下一阶段综合改革试验探路，两地一直难以进行更为大胆的战略性部署；另一方面，面对外界强大的政治经济框架的约束，两个地区的改革很不容易。

　　体制改革面临体制“紧箍咒”

　　对于行政体制改革而言，两地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别。浦东在绞尽脑汁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突破，而滨海新区，却在为浦东早已解决的行政区划问题而发愁。

　　按照当地权威部门消息，浦东已完成综合配套改革70％的任务：设立居民办事一站式的“市民中心”；率先实行行政管理投诉制、问责制、评估制和监察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81个工作日减少到目前不到100个工作日，行政审批事项从700多项减至220项，缩减近70％；实行财政绩效预算与绩效考核挂钩等等。

　　仔细分析这些成绩，似乎都集中在方便办事、简化办事环节等挖掘现有行政体制潜力方面。

　　而有浦东新区人士则认为，在中央和市级行政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新区行政体制改革要取得突破很难。

　　实际上，浦东也不是没有作为。在取得综改试验区资格前后，浦东在新区政府之下、镇和街道之上，先后成立了陆家嘴、张江、外高桥、金桥等六大功能区，并逐步上收街道和镇的权力至功能区，以便于统筹功能区内的各项事务。

　　但在新区政府与街道和镇之间设立功能区，是否会增加政府管理层级，还存争议。

　　而滨海新区则面临相反的压力——滨海规划区内，各厅局级行政单位各自独立的行政权力，经常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滨海新区的行政体制相当复杂，新区既包括行政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城区部分，也包括以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等三个经济形态为主的功能区，甚至包括行政上完全在滨海之外的由东丽区无瑕街、津南区葛沽镇组成的海河下游冶金工业区。

　　在行政区大港，情况更为复杂：这里竟然还有三个作为行政设置的街道，分属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下属企业管理。

　　至今，滨海新区仍是管委会在行使管理职能，而浦东新区很早就将原分属杨浦、浦东等不同行政区的行政权力，统一划归浦东新区。

　　但据相关人士透露，现在，天津已决心解决滨海新区的行政管理区划问题。

　　新金融试验的老问题

　　作为金融中心，浦东在金融创新方面极有优势，央行行长出身的戴相龙，对滨海新区的金融试验也有独特优势。因此，两地在金融改革方面都有“野心”。

　　但是，中国金融决策权分布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改委、财政部等不同中央部门，金融创新于是就成为说服中央部委，和争取中央部委改革试验落地权的过程。

　　津沪对于柜台交易市场落地权的竞争就是一个例子——柜台交易市场是为达不到上市条件的企业提供融资和股权转让的场外交易方式。

　　2006年11月，当天津把在天津产权交易所基础上组建全国柜台交易市场的请示上报后，国家发改委积极支持，但证监会只在今年1月表示了谨慎支持。

　　对证监会而言，天津产权交易所受国资委节制，而全国柜台交易市场的审批权则在证监会，把它放在哪里是证监会自己的事情。于是，天津的第一稿方案被搁置了。

　　当然，上海也有足够的理由：中国的证券、期货、黄金、石油、金融以及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甚至央行第二总部都在上海，如果将柜台交易市场也放在上海，上海的融资体系将非常完备。

　　但证监会也有一个选择，就是以深圳原先为退市公司股权交易而设的交易系统为基础，形成柜台交易市场。

　　于是，设立柜台交易市场，演变为津沪深三地争取证监会支持落地的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中央各部委对两地综改给予很大支持。2年来，已有十多个中央部委在浦东开展了二十多项改革试点，央行甚至将第二总部放在浦东；而在天津，设立渤海银行和渤海产业基金，保监会将天津滨海作为保险改革试验区等，也是巨大支持。

　　但单部门的政策有时不能起到预期效果。2005年10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为浦东出台九项外汇管理试点政策，试图推动跨国公司集中管理和运用外汇资金，但跨国公司兴趣却不高。

　　更为艰巨的是，其中的外汇放松管制的政策必须依靠银行来执行，而银行的新业务又必须受到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监管。因此，浦东发展银行虽很早参加试点，提出用委托贷款方式，为跨国公司中国总部提供相关的“离岸现金池”业务，但直到2007年年初，该业务还在试点并争取监管部门审批之中。

　　科技创新体系艰难探索

　　无论是天津，还是上海，在综改方案中，对科技创新体系都极为重视。但天津的改革措施集中在金融、土地、涉外经济等方面，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没有太大动作。在上海，探索也相对艰难。

　　试验区刚刚开始时，2005年下半年，浦东新区继续2004年“构筑浦东新区科教兴区公共服务平台”的思路，将精力集中在建设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投融资、信息服务等五大公共服务平台上，随后，又提出围绕“引进一批自主创新龙头企业、培育一批自主创新潜力企业、做强一批自主创新优势企业，建设一批自主创新公共服务设施”开展工作。

　　以上工作归结起来：一是创建公共服务平台，二是招商引资、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可这两项工作的效果还需观察。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后，运转效率和利用效率并不高。”浦东新区科技局局长朱旭东坦言，而招商引资引来的，很多是外资企业，并不符合“自主创新”思路，对跨国公司的妥协，甚至让国内企业觉得不公平。

　　更紧迫的是，按规划，2010年高科技企业的产值要达到3000亿元，但2006年浦东的这个数字还不到2000亿元。

　　转机出现在朱旭东2005年年底的美国硅谷之行。朱旭东发现，除了聚集大量高科技企业之外，硅谷成功最重要的法宝是企业能够方便的融资。

　　2006年，朱旭东提出建立10亿元的浦东“风投引导基金”，试图引导更多的风险投资进入浦东，但在新区政府内部，朱的意见遭到质疑：一是国家资金随风险投资投入企业到底应不应该，二是政府会不会被骗，三是国家财政资金投资都应通过审批，这个资金如何做？

　　最终，朱旭东提出，从原预算内科技资金中拨出风投引导基金，再通过国资委注入其下属的浦东科技投资公司作资本金，再由科投公司以专项资金方式，随专业的风投基金注入创新型公司。

　　2006年10月，风投引导基金第一次与风投基金一道，投资200万美元给浦东的凯赛生物公司。12月，政府资金以400万美元的溢价转让股权退出。

　　对于即将成熟的企业，朱旭东正筹划新的解决方案：用三年筹资200亿元，建立浦东“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为企业公开上市做最后冲刺，并为风投退出提供通道。“目前，这个基金方案已定，随后将进入操作阶段。我们争取了一个国际专业产业基金管理团队集体结盟的承诺。”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全方位支持企业创新的资本融资体系。”朱旭东总结。

　　据天津金融办方面透露，总额20亿元，由天津地方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各出一半的“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基金”也已经确定方案、资金到位，并完成注册。

　　这并不是奇怪的巧合，也许是在依托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的毛泽东时代创新体系之后，浦东和滨海新区，为中国社会探索的以企业为主体科研创新体系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