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十年：东方之珠 中国光芒(图)

　　治理理念的反思

　　由于香港回归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因此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不变”、“怕变”和“反变”的历程，社会趋于保守。

　　极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自由放任经济，那就去香港。他认为，香港的奇迹就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成功。

　　自由放任经济在香港对应的词是“积极不干预政策”。1961年上任的财政司司长郭伯伟是首位提出“自由放任”政策的官员。其继任者麦理浩政府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对有关主张加以系统整理，正式定名“积极不干预”政策。

　　去年9月18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刚闭幕的“十一五”经济高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香港政府向来所持理念都是“大市场、小政府”，但他首次说明：“积极不干预政策早已不是政府的施政蓝图。”

　　一石激起千层浪。93岁的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香港错了》。随后香港行政会议的几位成员又相继撰文反击，香港一下子陷入“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意识形态争论之中。

　　很多香港学者指出，正是由于以往港府把“积极不干预”政策教条化，政府没能像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那样出台适宜的产业引导政策，导致香港制造业错失升级换代的机会。当这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内地以后，香港的产业陡然空洞。

　　更何况，当年提出“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夏鼎基，其顶头上司正是在殖民地香港第一次建立基本福利体系、推行善治的港督麦理浩。在他主政的11年里，麦理浩政府推动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公屋建设、政府全资兴建地铁，这些与“积极不干预”政策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总的来说，“积极不干预”之争，正是香港“变与不变”这种矛盾心态的写照。

　　在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张炳良看来，由于香港回归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因此回归后香港没有像其他那些进行反殖民化斗争而获得独立的国家一样锐意改革，而是经历了“不变”、“怕变”和“反变”的历程，社会趋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认为，“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运动”。而七八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则是香港意气风发、机会均等的青春期。

　　陈冠中就属于那些1970年代投身社会、1980年代成功上位的镀金一代。这位《我这一代香港人》的作者认为，回归后香港所遭遇到的结构性矛盾这个果，其实是他们这一代人种下的因：那时大家都只顾着从飙升的房价股价中发财，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陆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一个亚洲金融风暴，这些问题全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不过，陈冠中十分看好香港的下一个十年。到时，香港人可能个个都是民主派，个个都亲中，香港将进入“光荣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