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生：“十七轮谈判”是回归最大风波(图)

　　“十七轮谈判”是回归最大风波

　　作为前外交部港澳办主任、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王桂生大使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有五分之一时间从事涉港澳外交工作。

　　他亲身参与了中英两国外长有关香港问题的多次谈判，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关于香港1994年、1995年选举安排的谈判（即“十七轮谈判”），亲身经历了香港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并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盛况。

　　“十七轮谈判”：

　　无疑是回归最大一场风波

　　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长达13年的过渡期。

在过渡期的后半期，中英之间的一次重要谈判是1993年4月至11月进行的关于1994年、1995年香港立法局的选举安排的谈判，双方经过了“十七轮谈判”最后仍然没能达成协议。

　　记者：1993年，你亲身参与了后过渡期重要的“十七轮谈判”？

　　王桂生：是的，那个时候，我作为中方代表团的成员，亲身经历了“十七轮谈判”全程。

　　记者：香港回归前最紧张的一段是不是这一段谈判的时候？

　　王桂生：对，“十七轮谈判”破裂，导致“直通车”安排取消，无疑是整个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这十七轮谈判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那时候每轮谈判一谈就是几天，常常要工作到深夜，非常紧张，双方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他们一个楼，我们一个楼。

　　记者：双方的谈判代表都是哪些人？

　　王桂生：双方协商每方只有一个正式代表，中方的代表是原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英方的代表是英国原驻华大使麦若彬，其他人员都是以顾问和专家身份参加，英方的很多成员是英国港府派出的，一个团大概10多个人，中方参与谈判的人员主要由外交部港澳办和国务院港澳办等单位的人组成。一般是上午进行谈判，有时候下午也要谈。

　　记者：“十七轮谈判”在什么背景下进行？

　　王桂生：1992年7月，彭定康上任不久提出了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也就是1994年、1995年的香港选举方案。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是“三违反”的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和中英之间过去达成的有关协议与谅解。我们要求英方放弃该方案，回到“三符合”的轨道上来。该方案也遭到了各方面舆论的强烈批评。于是，英方被迫建议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中方希望英方回心转意，同中方继续合作，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英方谈判的建议。

　　记者：当时我们是不是作出了很大让步？

　　王桂生：在这“十七轮谈判”当中，中方作出了不少让步，由于英方没有诚意，在大部分问题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英方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止谈判，导致谈判破裂。

　　记者：后来没谈成，双方怎么摊牌，局势应该挺紧张的吧？

　　王桂生：1993年10月，正当“十七轮谈判”处于僵持状态时，中英两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会晤，双方都对谈判进展感到失望，对前景不太乐观。英方已经开始在会外散布不怕会谈破裂的论调。我方也表明，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将“另起炉灶”的前景。

　　后来，在同年11月北京谈判中，英方突然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断谈判，导致谈判最后破裂。可以说，双方对谈判破裂都做了准备。

　　香港回归一刻：

　　我轻松兴奋激动无以言表

　　1997年6月26日，王桂生大使作为内地观礼团成员前往香港参加政权交接仪式。从北京乘火车到深圳，再由深圳转入香港，轻松、兴奋和无以言表的激动。香港的酒店早已被抢订一空，价格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有些酒店的房间提前一两年就被预订一空。

　　交接仪式只是短短几十分钟，但那些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王桂生大使说，在看到五星红旗和特区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150年了，香港终于回来了。

　　记者：关于政权交接仪式的安排，是不是也在谈判内容之列？

　　王桂生：关于政权交接仪式的谈判，主要是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进行的。其中关于地点的问题，起初双方有一些不同意见。英国方面主张在外面举行仪式，希望能够安排在维多利亚港附近，我们主张在国际会展中心内部举行仪式。最后，英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举行仪式的当天，正好下大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顺利举行，而英国当时自己还在港府门外搞了一个告别仪式，结果当时许多前去参加该仪式的人都淋得一身湿，非常狼狈。

　　记者：这些技术性的安排中，有没有一些双方的博弈在里面？

　　王桂生：可以这样说，这些虽然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却有政治上的考虑，通过这些安排来体现双方的政治意图。比如说，英方希望能够搞大一些，不想黯然离开，想要体面一些。但是我们考虑的则是，香港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150年来的耻辱，如何更能够体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以及我们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要得体。

　　记者：怎么评价涉港外交的这一段经历？

　　王桂生：这是我一生中很独特的一段经历，也令人欣慰和自豪，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因为香港回归的伟大历史事件，我不仅见证了，而且亲自做了些事情，非常有价值、有意义。

　　王桂生

　　1939年生于广西。曾任外交部港澳办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级）兼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研究室主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理事。

　　“回首看来，涉港外交是我外交生涯中独特、精彩的一段，直到今天，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的那一幕幕仍刻画在我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王桂生大使日前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顾了他所亲历的香港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