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雄飞 媒体工作者 |
第2节
主持人:对这个事件的批判,我们应该指向什么?黑窑主?当地官僚?体制?
王琳:倒过来排序比较合理:体制,官僚,黑窑主。
叶檀:体制,市场经济需要建立起码的规则,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完全超出理解范围之外的经济形态。无规则,无秩序,无道德底线,当地人对此是麻木的。
王琳:不能怪当地人的麻木,当旁观者向职能部门举报时,事实上不起任何作用。当地人只是依据当地的生活经验作了他们认为适当的选择。
叶檀:当地人应该遭到谴责,他们自以为是生活在丛林之中,没有任何底线,只想赚钱在北京买房。当然首先要谴责的是当地的执法者和权力部门,他们完全放弃职守,坐视奴隶制回归,规则的建立者与守护者整体失范。
王琳:这点同意叶老师,革命导师早就告诉我们,资本的天性就是血淋淋的。但如果有健全的执法体系,任凭资本家的道德如何败坏,他们在法治的枷锁之下也难以为所欲为。然而在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缺位的情况下,童奴的泛滥非但未被扼止,反而潜滋暗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何雄飞:我所想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对放宽采访权限的外国媒体来说,这会是个好题材,我非常期待他们的视角,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外国媒体批判中国落后、愚昧的例证,还是将之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缩影。
第3节
主持人:现在互联网上已是群情汹涌,不少网民已经表现出激动的道德情绪。对这样一种舆论反应,你觉得欣慰还是担心?
叶檀:如果引向对体制的深入检讨,舆论是好事。但单纯的语言暴力会引来权力暴力,恐怕不是好事。
王琳:对激动的道德情绪无动于衷比情绪激动更可怕。
何雄飞:我想,民众激愤,值得欣慰,我们一直的问题是,不是问题发现得太少,而是解决得不够,如果不在沉默中爆发,又如何能让这个社会得到改良?民众的舆论不过是一种宣泄,我个人以为不要将之看作虎狼,那些黑心的窑主和官员可以做出这样的勾当,难道我们不可以声讨吗?
叶檀:用舆论的力量来认清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实,然后讨论怎么做。当地已经形成恶劣的经济生态链,靠自我清除,靠一两次运动式打击是无济于事的。
王琳:我个人更愿意紧跟事件,去评价官方的救援行动。情绪不应仍停留在对黑窑主的口诛笔伐上。
主持人:山西黑窑会是最后的野蛮吗?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再发生?
何雄飞:我相信,在由传媒揭开的这个盖子下面,一定还隐藏着更多的丑闻,只是它还被深深地掩盖着。
王琳:尤其是,那些涉嫌渎职的官员,现在纷纷扮演起童奴救世主的角色。如果他们能够逃脱责任追究,甚至还能因此而成为立功授奖的对象,下一次的童奴事件仍将不可避免。此次山西童奴事件的曝光,有赖几百位父亲的执着、勇敢而坚强,而不是一种来自于制度的矫正程序的启动。查处黑窑主等,有赖媒体的曝光和网络民意的推动,而不是行政自律,有赖于高度行政化和人治化的领导批示,而不是司法机关主动依法介入。这种由权力到权力的路径依赖,是权利的悲哀,也是法治的悲哀。编辑 吴金 美编 何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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