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行走学校学生自残出逃调查 这里是监狱(图)

在一封求救信上，一个学生写着：我会死在这里。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

　　“我会死在这里！”

　　4月28日，小志坠楼的第二天，重庆观音桥中学心理医生荆红接到了冯秋菊的电话。55岁的她曾经是小志在大东方行走学校的心理老师，工作期间她一共接到包括小志在内的60多封求救信。

　　荆红赶往医院，冯秋菊见到她就哭了。今年3月，她曾接到过荆红的电话，对方委婉地告诉她孩子在学校遭受暴力对待，但冯不相信。

　　2007年春节过后，还有一个学期就要退休的荆红准备找一份兼职。身为高级心理咨询师的她在报纸上看到“大东方行走学校”的招聘广告，决定一试。

　　3月初的一天，荆红照着地址来到招聘单位。她记得去年曾来过这里，当时学校所在地是一个叫“香米榭”的农家乐。现在招牌换了，房子重新刷了颜色，墙上也多了些励志的标语。附近的村民告诉她，学校才开了4个月。

　　第一次会面让荆红感觉很不好——由卡拉ok厅简单改造成的教室，懒散随意的行政人员，对学生肆意吼叫的教官。荆红填了一个表后，一位姓张的副校长就叫她可以来上课了。

　　3月12日下午，荆红的第一节课。教室是一个歌厅模样的地方，窗帘紧闭，屋内满是灰尘，甚至没有桌子和黑板。很快，门外响起了口号声，4个教官带着40多名学生鱼贯而入，教官们一进门就把挡道的藤椅大力踢开，然后伸开手脚坐在上面玩手机和大声说笑。荆红上前对他们说，心理课教官不能在场，请他们离开。

　　他们离开了，教室安静下来，40多名孩子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低着头，神情紧张。

　　此前荆红已经初步了解过，这些年龄在13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因为厌学、打架、抢劫、早恋等问题而被父母送来。起初，荆红企图用轻松的语言来打破僵局，但孩子们好像若有所思，时时冷场。突然，坐在后排的学生周雨站起来打断荆红的话，并塞给她一张纸条——“我今天吐了差不多两毫升的血，可是还不带我去医院，我的胸口很疼。”

　　周雨还留了家里的号码，请求荆红出去后一定要叫爸爸来救他。荆红一开始认为这是孩子想借机耍赖，示意他先坐下。周雨急了，他拉起旁边一名男学生，让他背对着荆红撩起衣服——上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青紫色淤痕。

　　孩子们争着说，他因为偷偷抽了一口烟，被教官用警棍抽了40多下，还吐了血。没等荆红反应过来，更多的孩子站了起来，他们轻声地叫着荆红：“老师，这边！”

　　荆红依次走着，纸条越来越多，手里拿不下了，就塞到手提包里。途中，荆红见到了小志，一个耐不住性子的孩子，递了纸条后还拉着她的衣袖不放。

　　荆红忘了是怎样上完那节课的，她总惦挂着包里的纸条。离开学校的时候，她看见孩子们都挤在宿舍的窗户前，使劲地向她挥着手，满脸期待。

　　当晚，等丈夫和孩子都睡了，荆红才把包里的纸条翻出来，在灯下逐一翻看：

　　“这里是监狱！”

　　“我会死在这里！”

　　“他们说打死人当活埋了！”

　　“他们把我当动物，不是人！”

　　……

　　近30张纸条全是孩子们叙述在学校被打的经过。次日，荆红给负责安排课程的张副校长打了电话，张在电话里说他不知道这些情况。

　　4天后，第二节课，这次荆红收到了更多的纸条。课间小志更数次冲上讲台，问爸妈什么时候来接他。课后，荆红在校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陈华，陈说她课上得不错，并指着身边一个男子说，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向副队长赖飞汇报——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留着板寸的男人始终毕恭毕敬地站在陈华身旁。

　　回到家后，面对桌上60多封求救信，荆红拿起电话，逐一拨打上面的号码。为防家长反应过激，荆红没有照念纸条上的内容，而是暗示家长们亲身到学校看看孩子。冯秋菊也在此间接到荆红的电话，但她和大多数家长一样，认为这只是孩子的“苦肉计”。

　　几天后，荆红接到陈华的电话。对方斥责她为什么不经同意就擅自联系家长，还散布谣言。荆红表示要辞职。紧接着，张副校长打电话来，说了一句：“我还是很欣赏你的。”

　　大约一个月后，荆红与张失去了联系。事实上，这位副校长在后来一次学生逃跑事件中被排挤出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