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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迷彩服的孩子们在行走学校里过着军事化的生活。“自残事件”之后，重庆的另一所行走学校“少年行走学校”亦面临停办危险。 王远凌 摄 |
早在3年前，陈华在重庆当地已经拥有了一个家教机构，凭着多年的人脉关系，他赚到了第一桶金。2006年9月左右，陈华租下了渝北区一家空置的农家乐，办了一个名为“中国择差教育网”的网站，11月，陈华拿到渝北区教委发放的办学许可证，开始招生。
“他非常善于策划和推广。
由于宣传得力，“大东方”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不到半年时间，陈华已经招了97名学生，几乎是原定年计划50人的两倍。教官大多由拥有高中或中专文凭的退伍军人或体校毕业生担当，素质参差不齐。
“这是一个暴利行业。”曾在重庆两家行走学校做过负责人的康郁松此前做过成本核算，按目前重庆3家行走学校的办学规模来看，每个学校平均每年只需招收30名学生左右就能达到收支平衡。
他的算盘是这样的：假设一个设施基本完善的行走学校，它的全年收入净靠学生学费，起码要配备4个教官和4个行政后勤人员，按平均月工资800元算，一年工资加奖金就需支出近10万元；水电、学生伙食费一年可控制在8万元左右；场地租用费一年也约需10万元；宣传和通讯费用一年约要投入8万-10万元；车辆常年保持2辆以上，使用和维修费一年至少需6万元。
“这样算下来，一个学校一年的总支出约在45万-48万元之间，而每个学生每学期的收费平均在1.5万-1.6万元，这样算来，一年只要招30个学生就能维持成本。”康郁松说，“学生数量越多，平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就越低，当每年招生达到100名时，纯利则可接近百万元。”
“但在管理和师资跟不上的情况下，盲目扩招，追求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康郁松认为办学就像驾马车，不合理限速就会失控。
因“自残事件”而被开除的“大东方”教官杜勋和榭厚峰曾到康郁松的学校应聘。他们说陈华对员工较苛刻，有位教官的母亲去世了都不让请假，日积月累，学生难免会成为出气筒。
殃及池鱼
在陈华开办“大东方”之前，重庆已经有另外两家行走学校——由东北人李雪松创办的“少年行走学校”和康郁松的行走特训营。为争夺生源，3家学校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互相打压揭短的事情时有发生。
但现在“自残事件”已经在当地业内形成“殃及池鱼”之势。其他两所学校的招生人员都表示，来参观咨询的人骤减了六成以上，还不时接到很多不明就里的家长的质问电话。
康郁松的学校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过一名新生了，几个原先联系好的家长也临时变卦。怕连带受到攻击，康郁松把他的网站关闭了一段时间。这让这所只有21名学生的小学校有点难以为继。“行业名声坏了，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在出现之初，行走教育可谓光环缠身。1996年，在中国第一个开办行走教育机构的徐向洋带着“一千公里定人生”的口号和戒尺亮相后，很快就引来社会上的叫好声一片，“魔鬼教父”、“教坛怪杰”等头衔时常见诸报端，徐所提倡的“择差教育”也红极一时。
在此影响下，行走学校在国内各大中城市相继出现，就连一些武校也专门划出一块来开展此业务。创办者以有教育从业背景或参军经历的人为多。实力较强的学校通过网络、电视等公众媒体进行全国推广，规模较小的也可以靠发传单，贴街贴等原始方式生存于一方。
“行走学校的盛行主要源于主流教育的失误。”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东刚说，教育和矫治问题孩子的角色，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由工读学校来扮演，但随着人们对“工读生”这个身份的歧视和排斥，工读学校也因生源短缺而逐渐衰落。“工读学校的功能被削弱和主流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使‘问题学生’成为社会一个谁都不愿意碰的包袱，行走教育的市场由此产生。”
但随着各种名目的行走学校鱼目混珠，松散的管理，过高的收费，界定不明的“惩戒教育”等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由徐向洋创造的“行走+戒尺”的模式是早期行走学校比较公认的惩戒样板，它也以损害小，威慑力大等特点受到家长的欢迎。但随着一些专业素质不高、对问题孩子缺乏耐心的教官进入队伍，惩戒的方式开始变得直接粗暴。如何明确界定“合理惩戒”的度，是目前外界对行走教育争议最集中的地方。
更有教育界人士直接指出，行走教育实际上与《义务教育法》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背道而驰。
“教育部门的监管也有漏洞。”刘东刚认为，不少打着行走教育幌子的人都以商业利益为目标，不但吝于投入，而且所请的教官大多不具备教师资格。“遗憾的是，很多地方教育部门没有对其进行科学细致的评估，就让它们面世了。这次事件可谓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将问题孩子集中在一起教学是危险的，应该尽快让他们回归主流教育。”刘东刚说，“行走教育最多只能算是主流教育以外很小的一块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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