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行走学校学生自残出逃调查 这里是监狱(图)

大东方行走学校校长陈华说：“我现在处境很艰难”。 杨成 摄

　　当小志的事情出现之后，记者于6月11日联系陈华，但他一改此前对媒体的合作态度，表示不再接受任何采访，只通过博客发表了几点说明，他说，不否认小志所遭遇的一切，但在出事前的20多天时间里，“大东方”的工作已由副队长赖飞全面主持，他也被蒙蔽了，外界说法对他不公平。

　　而赖飞此时已经不见踪影，手机也关了，据说躲在重庆云阳。

　　6月16日下午，一周来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的陈华突然主动联系记者，说要谈谈对事件的一些感受。“我的处境很艰难。”他说。

　　重庆渝北区一间咖啡厅内，陈华一身牛仔裤T恤衫斜靠在沙发椅上，右手托着下巴，左手夹着一根正在自燃的玉溪烟，这个若有所思的姿势他几乎保持了一个下午。

　　“我要承认学校的确存在用人不当、惩戒过度等管理失误，但你们听到的很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陈华认为，问题孩子的教育不能感性对待，他们的逆反心理很强，会抓住一切机会夸大事实，报复那些曾经严厉管教过他们的教官和老师。

　　而另一边，为照顾小志，父亲伍国志已经辞掉深圳的工作，返京与冯秋菊重组家庭。甚少下厨的冯秋菊也天天为儿子煮面条，还和他一起养了只1岁大的小狗，想以此来消除儿子的暴戾之气。与此同时，冯秋菊还准备联合其他家长起诉学校，主要目的不在索赔，“赔偿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把行凶者送上法庭，让受害的孩子看到滥用暴力的下场，这样他们将来才不会仇恨社会。”

　　镜头再回到重庆。傍晚的鹿山村被一片静谧包围，一条蜿蜒的水泥路旁，晚风把大东方行走学校四周的彩旗刮得哗哗作响。在用链锁缠绕的校门内，30多个孩子正在食堂里吃饭。他们都是刚来一个月左右的新生，见到陌生人总会好奇地透过窗户或门缝窥望。

　　综合楼二楼走廊，事件主角小志坠下的地方，栏杆以上已经被一条条拇指粗的铁条焊死。旁边的201房间，来自山东的赵刚和天津的吴冲以一个标准的军坐姿面对记者，说不习惯重庆的夏天，很想家。

　　两人并不知道，他们或许已是这里最后一批学生了。

　　(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均用化名)

　　关于行走学校

　　起源——徐向洋工作室

　　据可查的资料，行走学校的兴起，始于1996年开办的“淮安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

　　这所学校以“择差教育”为口号，专门进行转化潜能生、后进生的教育。虽然称为学校，但没有开设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程，学生们上的是体能训练课程，进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不分班级，而是根据受训时间和体能状态，分为若干纵队。学校没有固定的地址，也没有固定的学生，学生可以跟随学校行走一个月，也可以走完全程。

　　除千里行军外，惩戒教育也是行走学校的一大“特色”。惩戒教育其实就是打。集合慢了要挨打、和管带顶嘴要挨打、动作不到位要挨打、吃饭说话要挨打、逃跑被抓回来要挨打、和家长说了不该说的话要挨打，等等。

　　在徐向洋之后，湖南、河北、江西、重庆等地都开办了类似的行走学校。

　　争议——暴力与收费

　　行走学校出现之后，社会上出现不少赞誉之声，但这不能掩盖它面临的诸多争议。

　　其一是关于暴力使用的问题。我国新义务教育法严禁变相体罚学生，而行走学校中惩戒教育就是明显的变相体罚方式。

　　另一争议的焦点是家长抱怨学费太贵。比如徐向洋行走学校，按照入学规定，基本建校费3000元，训练费2000元/月，被褥费300元，空调费300元，保险费40元，押金1000元；而且“训练为期一年，半年内非我方原因退出训练者，所交费用(包括押金)概不退还。第一次交费一次性4640元+半年12000元=16640元”。

　　而在全国，行走学校一学期收费普遍都在1.5万-2万元之间。记者 叶伟民 重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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