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纬度进入客家东山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萧易/文

　　若干年前，地壳运动引发的无数断裂带，在成都平原形成了广泛的丘陵地带，今双流牧马山、凤凰山、磨盘山一线以东，竹瓦铺、安德铺之间，龙门山山前都有着面积众多的丘陵地带。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素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美誉，平原内的丘陵便成为荒无人烟的角落。平原有肥田沃土，丘陵却有着不适合耕种的黄泥；平原河流纵横，丘陵却是缺水少井。东山也是如此，在清代以前，东山丘陵是荒凉、贫瘠、流放的代名词，土匪的故乡。史学家不愿来到东山，因此东山是史书里空白的一页；诗人很少在东山吟诗做对，贫瘠的土地绝少能引起诗人的雅兴，翻阅成都的史书、诗集，笔者只找到了两首描写东山的诗。

　　清朝初年，一支曾令清王朝大为头疼的军队被流放到了东山，在这片穷山恶水中，他们自生自灭，这些赳赳武夫甚至没有用笔记录下他们的生活与辛酸；给东山丘陵带来活力的是客家人，在清代湖广填四川大潮中，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人举家来到四川，在东山开始了垦荒之路，他们开垦了一片片荒地，修筑了一条条道路，盖起了一个个院落，也在东山重新写下了一页页家族历史。一个个家庭的力量超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他们的汗水与泪水中，东山开始改变，或许，卑微的百姓更有力量改变历史。

　　东大路 直达锦官驿的商路

　　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时任成都锦江书院山长的彭端淑信步走出锦江书院，沿着锦水（府河）的方向，一直走到了东山，在《至日郭外早行至东暮宿山寺》一诗中，他写道，“言向东山去，直缘锦水旁”。彭端淑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大才子，在京为官多年，阅历无数官场明争暗斗，终日惆怅愤懑，来到锦江书院后才一洗官场束缚，言行之间，无不有一种“脱羁地，鸿雁游海天”的欢快。起早独行，吟诗做对，诗人闲适的脚步慢慢步入东山。

　　彭端淑的东山之行是在清乾隆二十八年，在清代文人眼中，彭端淑的行为是难以理解，至少是十分大胆的。历史上的东山土匪、强盗出没，有兴致在东山留下诗作的诗人并不多见，难得彭端淑有如此雅兴。

　　2006年8月，我与朋友由成都驱车至龙泉驿，沿成渝高速公路，一路上经上沙河铺、下沙河铺、大官堰、石桅杆、八面铺，不到半小时便能到龙泉驿。成渝公路通车是在1933年，自然非诗人所行之路。据学者谢桃坊考证，彭端淑是由牛市口沿东大路进入东山的，走到东山已是下午，晚上就宿在了东山的寺庙里。

　　古时成都至简阳，有三条驿道可通，即汉代兴修的官马大道、唐宋两朝的南部古道与明清时期的中部大道。其中，官马大道经成都、西河、洛带到上马店，直通简阳；南部古道上起成都，经今双流中和场，由柏合进入龙泉山。中部大道便是俗称的东大路，这条道路由成都锦官驿起步，经牛市口、沙河铺、大面铺、界牌铺、山泉铺、南山铺、石皇铺、赤水铺至阳安驿（今简阳），全长140里。明代中期以前，东大路一直是成都人下川东的必经之路，清乾隆年间在龙泉设置驿站后，东大路转而成为成都通往东山、五凤溪的官道，线路也有了变化，逐渐转移到万兴乡、清水乡东西走向的山梁上，随后才造就了万兴场、三百梯、九道拐等新地名以及义兴场等场镇。

　　或许，彭端淑正是在东大路古道上一边行走，一边吟诗，走进了东山；再或许，他还会经过一个叫义兴场的驿站，东大路上有座义兴桥，横跨在龙泉陡沟河上，修筑的年代已难以考证，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曾重修，桥长10余米，桥墩上刻有鳌头，伸出桥沿，至今仍被当地村民使用，陡沟河向南流入跳蹬河，最后注入龙泉湖。义兴桥四面山峦环抱，柏树成荫，往来客商常在此歇脚，继而形成了义兴场，义兴场旧时有几十户人家、铺子，皆沿东大路两侧而建，过去，小商贾从简阳石桥、金堂五凤溪挑着盐巴、棉花到成都、洛带卖，又从成都、洛带挑着布匹回到金堂、简阳，许多就在这里摞下货担，喝碗茶、摆龙门阵，再继续上路。民国年间，东大路的行人日见稀少，义兴场也冷清了下来；1955年，一场大火突然将义兴场焚毁。如今，东大路已经废弃，黄土与农田中的义兴场遗址还依稀可辨，在繁华的东大路荒芜之后，因路而兴的义兴场也永远失去了韶华。

　　如彭端淑所言，他起早奔东山而去，晚上借宿在寺庙中，东山一带寺庙甚多，如龙泉山的燃灯古寺、长松寺、山门寺都是千年古刹。我有一次问社科院学者谢桃坊：彭端淑由东大路而下，最有可能宿在哪座寺庙中？谢桃坊起初不肯回答，我说就当是文学上的猜测，他才笑着说，长松寺。唐玄宗幸蜀，赐寺名“长松衍庆寺”与御香，赐圆昉和尚紫衣；唐朝宰相李德裕、诗人郑谷均与长松寺僧圆明、圆昉交往密切，唱和往来，郑谷在长松寺一住就是6年有余，历代文人墨客也在长松寺山间崖壁上留下了众多诗词题刻。如此说来，推测诗人彭端淑宿在长松寺，倒真是一个浪漫的文学猜想。

　　流落东山的清代义军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东山”做一个地理与文化上的界定，东山不是山，成都周围也没有哪座山叫东山。金堂淮口镇白塔寺中藏有一通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的古碑，碑刻“东山白塔寺”五字，可见东山在明代便已有之。清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一书中写到：“成都系平阳大坝，并无大山，东路之山起于五十里简州之龙泉驿……近城一带之凤凰山、东乡之东山，皆黄土小坡。实非山也。”地理学上，成都海拔490余公尺，东山磨盘山586公尺，龙潭寺522公尺，莲花堰509公尺，塔子山501公尺，杨柳店514公尺，凉风顶543公尺，高店子533公尺，它们自北向南形成了一条丘陵线，将成都平原与东山隔开。因此，所谓东山，其实是成都以东的一片丘陵地带；而自清代以来，东山成为客家居住区，成都人便用东山借指客家人，东山又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概念。现在的东山地处成都、华阳、新都、金堂、简阳之间，包括洛带、十陵、义和、同安等25个乡镇。

　　明末清初，成都平原地广人稀，平原沃土尚无人居住，更别说东山了，加上东山土壤以黄泥为主，“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土质黏重，遇水粘滑，天旱时又坚硬似铁；东山少水，井也少，经西河场、石板滩流向金堂的清水沟严格说来只是沟渠，无法起到灌溉之用，纵使都江堰的汩汩清泉似乎也难滋润到这片桀骜不逊的土地。

　　清代初年，一支落败的义军被清王朝安插在了东山，这或许是历史上东山第一次出现在了朝廷大员的奏折中。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十月，张献忠率十万义军进攻四川，并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攻占成都。两年后，清军入川围剿张献忠，围剿并未花费清军太多时间，然而，如何处置众多归降的义军士兵，却令大清王朝大伤脑筋。后来，清将刘金漠向朝廷建议将归降的义军安插在成都东山屯田，自给自足。这项提议得到清王朝的首肯，一来东山贫瘠，荒无人烟，将义军安插在这里，颇为放心；二来大清王朝对这些曾经的虎狼之师仍心存芥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自然希望其自行消亡。

　　昔日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义军士兵来到了东山，征战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放下刀剑，拿起锄头开荒耕种，安静的东山慢慢变得喧嚣起来。然而，年复一年的耕作与单调的生活使士兵逐渐失去了青春的韶华，战友一个一个死去，死亡与离别笼罩了整个东山。新都三河乡有座叫三都司的小庙，供奉着张、毛、李三位都司，小庙土墙茅屋，十分简陋，香火却极兴盛。笔者在三河乡走访时，问起当地客家人三都司庙的来历，旁边一户客家人说，祖传小庙供奉的是三位明朝都指挥使，一个姓杨的客家人当年从广东将三都司的神牌背到了东山供奉。其实，明代并无都司一职，都司是清朝的四品武官，四川总督李国英也曾建议清王朝在成都增设都司，或许，正是那些士兵们修筑了这座简陋的小庙，追忆戎马一生的生涯与死去的战友。这以后的东山，却又沉寂下来，直到客家人的到来。

　　东山的财富传奇

　　晚清年间，又一位诗人追寻彭端淑的脚步来到了东山，他便是成都秀才李伟生，此时的东山却已是另一番光景。在《过西河场》一诗中，李伟生写道：“芳郊三十里，花外拥乡场。谷口望瓴脊，街头闻布香。土音操闽粤，春事话蚕桑。感此西河义，风诗教泽长。”李伟生也是经牛市口出发，东行30里到了西河场，沿途风景秀丽，见到了不少别致的客家小院，客家人在门口操着乡音谈论农事，街上飘着染制土布的香味。此时，客家人已跋山涉水来到东山，东山重新喧嚣起来。

　　公元1690年，康熙帝在北京颁布《入籍四川例》，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事实证明，这道圣旨对战后四川的重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圣旨的鼓动与土地的诱惑下，邻近四川的湖广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得良田沃土，待到客家人入川，只剩下诸如东山等丘陵地带了。所幸客家人并不气恼，东山丘陵与故土地形相似，反而能驾轻就熟；再者，历史上客家人不断迁徙，几乎每一次迁徙，成群结队的客家人为争夺土地、河流，皆要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械斗事件时有发生，后来，客家人逐渐厌倦了动荡的时局，他们更乐于居住在穷山恶水之间，坚守自己的传统与文化，怀念昔日那阔大的府第式建筑和发黄的线装书中弥漫的书香气。

　　客家男子在东山挖塘蓄水，耕作庄稼，女子则在家中用古老的织机纺织土布，圈养家禽，虽然艰辛，倒也自得其乐。面对强势的四川土著与先入为主的湖广人，为了在当地站住脚，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今天的洛带古镇尚有不少客家四合院，一般正房三间，左右各有厢房一间，下堂屋还有房屋三间，又称“硬八间”，随着人丁不断兴旺，还可以在左右再增加房间，既彼此照应，又各自独立。这种族居文化后来甚至影响了东山的地名，诸如李家坝、林家湾、钟家营、廖家祠、谭家庙、冯家老房子、黄家烧房等地名便打上了族居的印记。

　　旧时简阳与成都的货运，大多经沱江而下，经金堂五凤溪到成都，客家人素来有重贾的传统，瞅准商机，将商路引入了东山，这条商路的中心，便是古镇洛带。洛带虽地处丘陵，旧时交通却颇为顺畅：商贾从洛带古街下场口而下，经石灵寺、赖家店、多宝寺、跳蹬河到东大街、椒子街，便能直通成都；从上场口老街而下，经三道财神、清灵寺、万兴场，可至五凤溪，全长25公里；而从清灵寺经万兴场、止马店、周家场、养马河到石桥铺，一路便走到了东大路。如此一来，洛带便成了简阳至成都这条贸易通道的中转站，内江的糖、资阳的酒、烟、五凤溪的盐、油，成都的粮食、油料等物资，络绎不绝，都是经由洛带而往来，这才有了“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镇子场（洛带），装不满的成都府”。

　　2007年春，笔者在金堂五凤溪走访，听当地老人说，简阳商船经沱江而下，停靠在五凤溪码头，尔后经山路转道，运至洛带。过去苦力聚集在五凤溪，远远望见商船来了，便一窝蜂跑上码头抢生意。在商路的刺激下，贫瘠的东山反而成为商贾的新宠，民国年间，一些原本住在城里的湖广人、江西人也来到洛带经商，一时间，洛带米市、布市、柴市、酒市、盐市、果市、菜市无所不有，远近闻名。移民纷纷修筑会馆，这些会馆经历了百年风雨，至今仍讲述着东山的商路故事与穷山恶水间的财富传奇。

　　事实上，洛带只是东山的一个缩影，除了洛带，东山的西河场、廖家场，皆因客家人而兴；东山又是四川的一个缩影，诸如黄龙溪等古镇也是由于客家人的到来，成为繁华的水陆码头。在许多人眼中，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其实从古至今，平原内的众多丘陵一直未得到合理开发，直到客家人的到来才有了人烟。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湖广人改变了四川城市，客家人则改变了四川乡村”，理由很简单，当你问起身边成都人的祖籍，听到的答案往往是孝感；当你开着车走出城市，你便会看到一个个客家乡村和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客家人。

　　作者手记

　　迁往四川是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历史上，客家人的前三次迁徙，皆与中原王朝的更迭与战火联系在一起，他们本是中原汉族，却因为无休止的战争流离失所，饱受颠簸。

　　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可能要追溯到两晋时期。西晋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晋朝“八王之乱”，民不聊生，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占据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匈奴、鲜卑掳掠汉人充做奴隶，汉族无奈，大举南迁，“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他们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入湖北、安徽、江苏。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落魄的东晋王朝专门设立了义招县等县，安置汉族移民。此次移民大约持续了百余年，超过上百万的汉族迁入江左避难。

　　天宝末年（公元756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战乱之下，中原汉族纷纷南迁。据《旧唐书》一书记载，“自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此次劫难比起西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诗人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一文中发出了“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末盛于此”的感慨。历经唐末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分裂，越来越多的汉族背井离乡，迁入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他们由江州（今江西九江）溯赣江而上，成群结队踏上迁徙之路。这便是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

　　宋朝崇文抑武，在与辽、西夏的交战中吃尽苦头，在游牧民族的逼迫下，中原汉人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据《三朝北盟会编》一书记载，当时北方“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南宋末年，蒙古军队由四川而下，兵封直指江南，刚刚避难至此的汉族无奈又只有向岭南一带继续迁徙，因此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也就是通称的客家人。正是有了前三次的迁徙经历，比起那些没有经验的百姓，客家人更了解路途的艰难，也更有经验应付困难。这些宝贵的经验，为他们迁入四川，已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