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宝 牛津博士的广州十年
十年里,她不搞特殊,不要特权,努力融入内地的社会民情,“我不要因为我是香港人就怎样”
实习记者 周璇 发自广州
程美宝,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十年来常住广州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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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港人因公务“北上”长驻内地不同,她是彻底扎根于此:拿本地工资,享受大学的福利,照广州的物价水平生活,一住就是十年。
成绩是斐然的。翻开她的简历,会看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优秀教师”等一连串国家级和省级奖励,还获得过“南粤建功立业女能手”称号——对于这个很“中国特色”的头衔,程美宝笑说:“听起来感觉好土,好打工妇哦。”可是她又很懂得,“这是系里工会给推荐的,所以就配合一下,毕竟他们也难做。”
1968年出生的程美宝,普通话流利得已听不出多少广东口音。父辈是最早从大陆去香港的一代。70年代中期,她常跟随父母回中山的乡下老家探亲。由于家中有个喜欢听大陆歌曲、看大陆电影的舅舅,耳濡目染,程美宝很早就具备了“北上”的语言优势。
所以,1997年刚来中大,她即可以用普通话给学生上课。至于板书,倒还是习惯了繁体字。“历史学有很多古籍资料的东西,写繁体似乎还更有感觉。”
取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程美宝先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担任了一年研究助理,随即萌生了“北上”念头。
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饱含热情又矢志不渝的程美宝,经过一番权衡,最终正式受聘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
来广州前,她在香港有几份兼职,一个月下来起码也有一两万收入。但刚到中大教书那会,每月只有一千多块薪水,其中还包括三百块特别津贴。而彼时同样的香港大学讲师,月薪是4万多港币,就连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也有1万多。“我有老人家要抚养,省吃俭用都很困难,所以有时也要接点活,帮香港出版社编编教材,做些兼职,赚些补贴。”
那段时间里,她竭力紧缩生活开支,以至于大学同学约她去香港聚会,也常常借故推辞,“吃一顿饭至少得花两三百港币,太贵了”。
除了薪资,其时香港大学丰沛的研究经费也是内地大学望尘莫及的。初来中大,程美宝苦于没有经费,很多英文原版资料都得趁回港之便复印带来。
更让她措手不及的是两地状况的迥异。有一回,程美宝在课堂上布置学生做练习,有的人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有人干脆随手撕下小纸片,大小各样的纸张都有,她就规定:每人必须准备一个好本子。系里有老师友善地提醒她:一些农村来的学生很困难,提这样的要求是否合适?
这件事给了程美宝很大触动,“我必须认清差异,然后去调整自己。”
“选择北上广州,除了地缘因素,也和研究课题有关。”程美宝所做的近现代史研究都是以广东这片土壤为模本,目前正在研究的,就是18-20世纪粤菜和粤曲的发展历史。
身为教授的程美宝,在内地的教学和研究都有极大的自由度,“上课没有人旁听检查,讲的内容也没人对我做限制规定”。
2003年,程美宝去耶鲁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虽然在香港拿护照更容易,可是规定必须要为学校服务满一定年限才能申请出去访学,并视学术成就决定,随便走开一年半年比较难,而内地体制相对灵活很多。”
如今,住着中大给全校教职员工兴建的最后一批集资房,想到自己在念大学前还跟外祖母挤在一张床上,程美宝很知足。“跟香港供楼比起来,内地房子便宜很多,就算贷款买房,也可以比较短时间地解决。”
程美宝曾经想象过如果留在香港的日子:继续做兼职,每天马不停蹄地赶场,忘记了理想,教成人班、夜间班,或者给外国学生开中国历史课,“那样的生活我还能学到什么?”
随着家人移民国外,程美宝已很少回香港。但在穿过广州拥挤混乱的马路,在被人问起女人四十怎么还在独身时,她会特别怀念香港——那个狭小却秩序井然、那个尊重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开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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