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成功实施 回归是加法在融合中双赢

　　《瞭望》文章：香港第三次“蝶变”

　　面对诸多挑战，香港人以拼搏进取的精神成功实现了两次成功转型；新香港未来十年的发展，面对的转型挑战可能更为艰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袁元

　　“作为全球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香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特质之一，可能就是其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6月初，《东亚复兴》的主要作者、世界银行前东亚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思接受采访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也因此这颗“东方明珠”能够长期保持其在贸易、航运、金融和信息等领域的亚洲主要核心地位。

　　事实上，20世纪中叶以来，香港不但在每一次的全球经济发展浪潮中把握住了机会，而且都能够“化蝶”般快速实现产业升级，将特有的竞争力持续保持下去。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了香港经济最大的三次转型经历。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实现了以出口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转型；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围绕着内地改革开放，香港与内地之间转口贸易和投资互补高速发展，使得香港逐渐转变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以香港回归为起点的这十年，在科技创新推动的“新经济”浪潮和知识经济在全球崛起的刺激下，香港开始了令人瞩目的第三次转型。

　　3月15日，伦敦金融城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GFCI）显示，香港在环球金融中心排名榜上名列第三，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值得注意的是，伦敦金融城曾在2005年发表报告，认为亚洲各金融中心之间没有明显领先者。相距不足两年，伦敦金融城最新的报告认为香港已在亚洲金融中心“争夺战”中脱颖而出，而且超越东京和新加坡。

　　“加上香港空港全球首位的货运量和全球第五的客运量，以及全球第三大港口等等排名数据，说明香港回归后，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在不少方面正在取得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在发展高增值服务业，包括金融、物流和其他专业服务领域。”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经济分析组分析员郭国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但在全球化日益激烈的竞争下，新香港未来十年的发展，面对的挑战可能远大于过去诸次转型。”陈广汉具体分析说，对于香港而言，是如何把握国家发展的脉搏，充分发挥“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天然优势，继续使香港全球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立于不败；对内地而言，是如何得到通过各部门及省市的支持和配合，增加内地和香港的金融体系发展的互补、互动性，减低内耗，以免白白让同一亚洲时区内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亚洲区内其他国家的城市所撷取。

　　在他看来，只有把这两点充分融合在不断深化和创新的全球化进程中，第三次“蝶变”的香港才能愈变愈美丽。

　　全球化进程中的香港转型

　　霍米·卡拉思在《东亚复兴》报告中发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东亚经济能够迅速摆脱危机，形成“一个经济复兴时代”。第一个关键点是，在不排除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迅速加快，由市场因素而不是非市场因素带动了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金融和创新的快速发展，该地区的国家和经济体按照各自的发展优势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为整个地区贡献增长力量的同时也获益匪浅。

　　第二个关键点是，中国正在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巨大的市场，高度开放以及地区化倾向，使得东亚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重新考虑其国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从东亚的进口数量超过其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中国，东亚的贸易有一半以上发生在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几乎与欧盟处在同一水平。

　　霍米·卡拉思打开一张世界银行绘制的、标有贸易、金融和信息等数据流量大小的东亚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不但属于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核心枢纽之一，而且在这三个领域中，与中国内地以流量标注的联系是东亚地区中最大量的城市。“这说明，至少在目前，香港充分地抓住和领会了这一轮东亚高速增长的秘方，继续保持了她在东亚的优势。”他说。

　　但是香港是如何做到了这一点的？采访中，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则向《瞭望》新闻周刊具体分析了第三次转型中香港正在形成的特点和趋势。

　　首先，进一步提升现有服务优势的竞争力。随着全球服务一体化和内地服务业的发展，香港现有的服务优势出现了分化。一方面，内地对服务业需求的不断增长将带动香港现有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香港中低端服务业向内地转移，出现更趋合理的分工格局。

　　如金融业，香港的金融衍生工具、离岸金融业务、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以及围绕中国资产证券化、资产并购而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正在获得长足发展，而传统金融业务将逐步减少；航运业，虽然直接从事集装箱运输的相对份额已有下降趋势，但为航运业服务的金融、保险、国际仲裁及其他专业服务获得了快速发展，其服务范围不仅涉及香港和珠三角地区，而且正在向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辐射；航空运输业及其他综合物流业，香港不仅将发展成为高端的国际中转、转口、运营、离岸贸易、分拨和配送的亚太物流中心，而且将成为内地物流科技进步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推动者。

　　其次，正在形成新兴产业优势。通过与内地合作，香港将在创意文化产业、与金融财会相关的国际服务外包业、推进内地经济国际化等方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目前，香港企业已形成全球融资、供应链管理及物流、全球采购和销售的综合服务能力；内地正在形成为全球提供加工制造能力，在全球建立资源、能源和市场网络，实施“走出去”战略等能力，两地的合作可以发展出新的协同竞争力优势。

　　其三，在与内地和国际合作中正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目前内地企业在研发和创新、品牌开发和产品营销方面有短板，但长于加工制造和出口；香港企业虽然在研发和制造方面有不利之处，但长于品牌开发和产品营销。为了在创新科技领域取得发展，两地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引入第三方的优势要素，在适用技术、创新科技及制造方面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霍米·卡拉思据此指出，目前香港的转型方向已经比较清晰，那就是最大程度发挥自己在全球竞争中业已建立的特长，更加积极深入参与中国内地这个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发展进程，继续保持和增强自己作为中国内地和本地区其他地方门户的地位。

　　转型遭遇强劲挑战

　　不能不看到，香港的第三次转型仍然在继续，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有不少领域受到外界的质疑和其他竞争对手的挑战。

　　陈广汉介绍了目前海内外商界和学界针对香港经济转型所提出的几方面质疑话题。

　　其一，放任自由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该有所作为的矛盾。陈广汉介绍，持这一观点的人士认为，香港信奉自由经济，反映到政府行为中就是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然而，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系要改变原来的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单靠市场力量是不易达到的。在经济结构转型形成比较优势前，引导企业投资，创建新的产业和技术能力需要政府提供强而有力的诱因并主动争取。典型例子就是爱尔兰软件业的兴起，新加坡和台湾的电子工业发展等。

　　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使一些学者认为其因之错过了产业向高科技转型升级的最佳时机，香港发展演进的不同阶段表现出随机性调整的特征，总体上被动，政府似乎缺乏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发展规划及可操作的产业政策，最终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摩擦和代价。

　　尽管亚洲金融风暴后，为了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和复苏，特区政府相应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推动高新科技发展的措施，但香港的经济发展仍然缺乏明确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其所作的努力本质上都是事后性的，在一些学者看来并不能正确引导产业成长并最终实现经济转型。

　　其二，高增值服务业发展与低学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与生活改善的矛盾。提出此意见的人认为，香港拥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人均收入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过去香港产业是传统产业，集中了不少低素质劳动力。资料显示，到2006年香港十五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仍占44.4%。但是，随着香港经济转型，香港原有的低学历、低技能劳动力越来越不适应发展高增值服务业的需要，高增值服务业的发展与低层次劳动力就业与生活改善的矛盾日益突出，必将影响香港未来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

　　其三，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重新调整经济发展路向的矛盾。该观点强调，亚洲金融风暴充分暴露了香港过分依赖金融和地产等服务行业的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香港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重新调整经济发展路向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究其原因在于香港经济发展对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路径依赖与重新选择经济发展路向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事实上，近十年来陷入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要平抑香港过高的营商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必须足够下调香港的物业价格，挤掉由于资产价格膨胀导致的经济泡沫；但楼价大幅下跌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市民的收入、消费和心理预期，通过银行借贷影响金融机构运作，甚至通过土地拍卖影响政府的收入。

　　这种观点的结论是，在上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世界经济新一轮转型中，香港尚未跟上世界经济的主流趋势，既没有像亚洲其他“三小龙”那样实现经济结构向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产业方向的转型升级，也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实现服务经济向知识经济方向延伸发展，而是延续了房地产、金融、商业、旅游等传统结构，由市场力量主导资本流向，主要是投向投机性很强的房地产和股市，忽视对研发和创新的投资，延误了经济转型。

　　采访中，张燕生指出，尽管上述观点还有待于政府和学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但所反映问题的尖锐性值得香港业内人士关注，“毕竟当下的全球化竞争已经对各国各地区发展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要求。”

　　“新香港”应战

　　郭国全在采访中说，香港特区政府已经高度关注到了香港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难度。据其介绍，2006年4月20日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五个研发中心，包括香港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香港资讯及通讯技术研发中心、香港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研发中心、香港纳米科技及先进材料研发中心及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

　　“五大研发中心集中于有潜力的产业方向，旨在把握香港的应用科研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有利的经商环境及邻近珠江三角洲生产基地的优势，成为地区内的科技服务中心。”他说，“竞争是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特区政府正认真研究如何重整经济结构，在新的经济秩序中寻觅商机。”

　　霍米·卡拉思在采访中指出，香港当前转型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广阔的发展环境背景。在他看来，当前现代经济理论前沿的成果，与东亚各国各地区在一体化过程中取得杰出成绩的具体政策实践，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积极的回应，这就是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

　　新增长理论意味着，公共政策可以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率，政府适当的政策，比如对知识创新和研究与开发的开支，加强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技术革新率，从而对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产生重大和积极的影响，并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新国际贸易理论则认为，贸易越来越不仅依赖于作为传统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差异，而且越来越依赖于生产中作为现代竞争优势的规模经济。由于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导致潜在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利用。更多的贸易机会鼓励了生产的专业化，专业化生产又促进了更多的创新，创新又会推动贸易进一步扩张和增长。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历史非常重要，一国或地区如果已经拥有大量的制造行业，这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潜在进入机会，企业和供应商更愿意落户到这个国家或地区，市场规模会持续扩大。这样，最初的优势就会不断积累加强。

　　这三大理论的背后，都离不开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政府适当的政策指引。霍米·卡拉思的结论是，东亚复兴的经验表明，“规模经济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和投资的公共政策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该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有很强的动力采取相应的行动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优势。”新加坡的发展就是最好的注解。

　　实际上，这些体现东亚发展实践的思想，已经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决策思路中了。去年中央政府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充分考虑香港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需要，特别提及国家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

　　半年后，香港特区政府于当年九月举行的《“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作出积极回应，成立了四个专题小组，研究商业及贸易；金融服务；航运、物流及基础建设；和专业服务、信息、科技及旅游等议题。四个专题小组已于今年1月15日提交了报告及行动纲领。就香港如何提升多项优势和配合国家发展提出50项策略建议及207项建议具体行动。

　　所有这些，从一个侧面表明，在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在逐步采取符合香港优势和特点的公共政策，积极应战转型中所面对的新竞争和新挑战。

　　在与内地的协调融合中转型

　　前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梁建邦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香港拥有各项长处，包括世界级的基建设施、专业技能、国际贸易网络、法治、公平竞争环境及拥有国际都会的特色和视野，“除此之外，香港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地方，亦是令香港继续抓紧机会开展新领域之处，便是我们与中国内地独特的联系。”

　　因此，仍在进行中的香港第三次转型，其成功与否，无法回避对一个重大的课题的回答：如何在未来继续加强和深化与内地经济的协调发展。

　　事实上，也正是这个课题引起了针对香港经济发展前景的议论纷纷。比如近期《远东经济评论》认为，“香港以转口贸易、货运和金融服务闻名的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内地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内地的挑战和压力”，甚至断言其地位有可能被内地一线城市取代。

　　张燕生认为，这一论调并不新鲜，随着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一直有观点有意无意地将香港和上海等内地城市摆在相互残酷竞争的假定位置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和一个七百万人口的都会经济之间怎么竞争？不能把他们简单对立起来。”

　　在他看来，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香港的成功和内地的成功，都离不开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和有机合作，“香港企业来到内地，通过‘前店后厂’模式，一步步教会内地企业如何为市场而生产；而内地以其强大广阔的市场腹地支持了香港在东亚诸城市中领先的经济地位。”因此，假如在未来的发展中，香港与内地城市真的形成了某种恶性竞争的局面，那将既是香港之失，更是整个中国经济体之失。

　　霍米·卡拉思《东亚复兴》报告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东亚地区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地区内部经济合作的日益紧密和深化。也就是说，东亚各国各地区通过建立基于合作协调的地区一体化，是其保持全球竞争力的根本原因之一，所有与之相反的发展关系既不符合时代潮流，更是与现实政策实践相违背的行为。

　　他进而得出结论，“东亚国家虽然通过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保持了经济竞争力，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社会一体化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挑战，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一体化，即在国内层面要维持经济发展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如果把霍米·卡拉思的论断运用到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体甚至大中华经济体内考察，建立在协调合作基础上而组合成整体竞争力，不但是未来香港转型的有利方向，更是内地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例如具体在金融领域，作为亚洲时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完全可以充当内地金融服务水平提高的“助推器”和金融对外平稳开放的“试验场”，发挥其特殊地位优势，使香港在与东京和新加坡的竞争中成为亚洲金融产品定价中心。有专家称，从国际结算的重要功能看，在同一经度上设多个中心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形成这样局面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香港必须通过自我努力，把自己高标准地定位于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高端，而不能在金融业的中低端徘徊。

　　现在，香港经济的转型还在继续，最终在未来得到怎么样的结果仍然未知，但正如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局长马时亨近期撰文所说，“香港经济经过数次的转型，印证了香港人自食其力、自强不息、奋斗不懈、努力上进的拼搏精神。而面对诸多挑战，香港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是弹丸之地的香港赖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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