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成功实施 回归是加法在融合中双赢

　　《瞭望》文章：学习香港经验

　　善用“两制”价值，就近学习香港高效廉洁的管理、健全的法治、成功的市场经济等经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林嵬

　　“我们这儿快成党校的分校了。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行政主任王诗华笑称。她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每年都有上千名内地的公务员和企事业管理人员在此接受培训。

　　这并不意外。一江之隔的香港，有着成熟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服务业、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回归后，成为内地党政领导干部就近考察学习的重点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江苏一省，2004年到2006年间就组织了108个培训班共3401人赴香港培训，培训专业涵盖财务会计、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物流运营、空港管理、城市交通等等。

　　高层重视赴港培训

　　内地干部赴港学习、借鉴香港经验的历史，源头需要追溯到二十年前。当时，中央政府力推这种培训方式，甚至曾计划把各省市厅局级干部在香港轮训一遍。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朱育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改革开放初期一度面临干部队伍思想不解放、“两头热，中间凉”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中央成立“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在邓小平同志的过问下，该小组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香港工委、新华社香港分社一起，开始组织内地的中层领导干部赴港参加经济研究班，进行考察学习。

　　培训班从1988年初开始，一直延续到香港回归以后。参加培训的人员中不乏韩正、陆浩等后来的部级领导干部，讲课老师也都请的是香港各专业领域的精英。朱育诚回忆道：“当时请来讲法律的有梁爱诗、胡鸿烈，讲经济的有陈文鸿，讲房屋的则有梁振英、简福饴等，个个都是所领域的拔尖人物。”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络部的甘朝生曾在上世纪90年代负责接待来港培训人员，他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仅1993年到1995年间就共举办了18期培训班，每期40人，其中来自中直机关的干部10人，来自三个不同省份的干部各10人。

　　这些培训班学习的内容包括香港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当时港英政府的架构及运作情况，香港的司法、金融、税务体系等等。

　　“香港健全的法制显然给参加培训的干部触动很大。”甘朝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当时内地某市规定市内机动车辆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违者将扣留车辆。参加第二期培训班的学员在港考察期间，围绕此事反映出“权大还是法大”的话题展开激烈辩论，最后形成的共识，认为内地的法治观念仍不合格，亟须向香港学习如何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学习内容跨越回归前后

　　1997年香港回归后，内地赴港培训的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干部有增无减，一些东部沿海省市，如上海、江苏、福建等，甚至与香港开展长期的人才培训合作，以便更好地借鉴香港经验。而培训的内容，也围绕内地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

　　如江苏省人事厅2004年与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分别签署“备忘录”，选送专业人才到香港培训，涵盖会计、金融、证券、审计、涉外法律、空港管理、城市交通、建筑市场管理、中小企业发展、公共卫生等服务行业，而且加大了专业培训的比重，举办了证券监管、期货市场发展、旅游促销、连锁经营、社区服务、媒体经营、城市交通、食品安全等专业性和针对性很强的培训班。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是目前香港培训内地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最多的机构。中心行政主任王诗华说，近年来举办的内地干部培训班和人数年增长率约20%，针对公务员的培训内容主要有依法行政、城市发展与管理、全球化与地方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区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与发展、旅游业发展与管理、环境保护治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国际工程管理、证券管理及企业上市。

　　王诗华介绍道，培训也是根据内地的需要确定的，如2006年新开办的专题课程，有小区服务与管理、安全管理与技术培训、期货市场场发展、媒体经营管理、文化市场管理、会展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则主要向内地干部介绍香港的政府架构与公共服务体系。课程内容包括：特区政府各个部门的功能、编制及管理结构、香港特区政制及教育制度、香港经济发展的历程及未来的发展、香港的法制、金融体制及特区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措施、香港各种税务项目和税基系统、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公共事业拨款机制、香港在医疗、教育、住房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香港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等。

　　香港经验足为镜鉴

　　《瞭望》新闻周刊在采访赴港培训时发现，虽然香港已回归10年，但内地干部依然看重香港在廉政建设、经济管理、金融监管、土地开发、旅游管理、教育体制、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经验。

　　《中国工业年鉴》编辑部总编辑彭建国赴港多次，他认为，香港反腐倡廉的制度经验值得借鉴。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反腐败策略：一是赋予反腐败机构很大的独立调查权，高效率地调查和起诉腐败分子；二是成立防止贪污处，致力于消除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中存在的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三是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贪污的祸害并争取他们对反腐败工作的积极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香港廉政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香港经济保持繁荣发展的同时，腐败得到有效的遏止。

　　在经济方面，彭建国看中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他介绍，香港实行“积极的不干预主义”，政府奉行的原则，一是市场主导经济；二是政府给予市场最大的支持，作出最少的干预；三是审慎理财，量入为出。

　　他总结，所谓最大的支持，是指政府主要提供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外部条件，包括法制、廉洁、高效的公共部门和鼓励公平竞争的环境等“软件”，以及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消除限制，鼓励公平竞争。所谓最少干预是惟有在市场失效或者未能对一些明显符合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项目作出投资时，政府才会考虑介入市场。如建立会展中心，发展地下铁路事业，金融危机时政府出面救市，防止恶意操纵，都是政府干预的例子。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目标确定后，就应该采用财政与货币政策适当地干预，使其与市场发展方向相一致。一旦产业形成，就要少干预，让其进入市场公平竞争。

　　这个原则也表现在金融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副行长陶君道2003年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第七届金融监管高级研讨班，他认为，开放和适当干预相结合，也是香港政府对货币金融领域采取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香港政府实行货币金融开放政策，外汇不受管制，港币自由兑换、自由流通、自由信贷，金融市场开放，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享有完全平等的待遇。另一方面，香港政府也会主动进行干预，如指定发钞银行，实行港币与美元挂钩政策，设立银行公会负责确定各银行最高存款利率，银行机构实行三级制，对外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等。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吴国华处长说，香港在海运、空运、旅游、通信、建筑、保险、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均位于世界前列，这得益于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和促进体系。在香港工商科技局内设有工商服务推广处，专门负责服务业推广事宜。该处与商界合作制定执行“方便营商计划”，与商界和学术界合作制定执行“推广服务业计划”，推行近300项措施，对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国际服务中心的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香港服务业联盟是服务贸易专业行业协会，不仅致力于香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拓，还负责把香港各服务行业的意见、要求和愿望及时传递给政府，使政府决策更加符合香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吴国华处长认为，这些模式都很值得内地下一步发展参考。

　　四川省南充市旅游局副局长周伦斌对香港的土地利用印象深刻。他说，香港地少人多，但土地开发面积至今仅占20%，剩余80%土地被政府严格控制，这种对土地的合理规划体现出良好的发展理念，非常值得内地许多城市借鉴。

　　“香港的旅游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周伦斌说。他告诉本刊记者，香港的旅游业采用的是“三级化”管理体制，分别是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香港各旅游景点必须加入香港旅游业协会并交纳会费，旅游业协会每月公布一次香港各景点的排位，末三位即被淘汰。

　　“在香港，行业协会往往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行业自律的模式应该是内地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周伦斌说。

　　湖南湘潭市政协副主席苏健全表示，香港的教育体制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香港身处中西文化融汇的前沿，教育体制坚持多元化，中西合璧、兼容并包，允许多种社会团体的办学方式存在，动员了全社会的办学积极性，多样化的办学形式使全港人都有可能从不同方面支持教育，并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教育。

　　此外，苏健全认为，香港注重通识教育，重视人的整体素质发展，强化道德熏陶和学校德育工作，这一点值得内地教育机构借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指出，“大学教育最重要之功能应在于培养具有全面了解能力之人才，不论其专业如何，必须具备广博之一般知识”。这一观点正是香港推进教育现代化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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