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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 > 香港回归十年主题访谈

永不言败:杨澜独家专访香港特首曾荫权

  编者按: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曾荫权个人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出身寻常百姓家庭,由一个平凡的学生、为生活而奔波的“孤单推销员”,达至今日的成功,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正从曾荫权的人生经历中淋漓体现。

  回归十年,香港的发展同样面临一个转折点,而由曾荫权所折射出来的香港精神,正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引领香港继续向前迈进。

  特别的祷告

  公元1851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开始建造他们的港督府,历时四年完工。140多年间,共有25位港督在这里工作和居住。1997年6月30日,港督府送走它最后的黄昏……

  杨澜(简称杨):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1997年的7月1日,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简称曾):那天非常的忙,天又下着雨,天气也不太好。心情有一点儿紧张,当时见到了很多的新面孔。香港成为殖民地离开祖国母体已经一百多年了,到了回归大家庭的时候,紧张一点应该也是正常的。

  杨: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当时非常地激动,香港回归祖国母体,是很多年来的愿望,准备的工作做了很多,非常兴奋,也有些紧张,但感觉还是蛮好的。

  杨:那天您去教堂了吗?应该有特别的祷告吧。

  曾:是的,大家心里都有,希望香港顺利地过渡,希望香港人增强本身的信心,对将来也要继续地努力,这些都是我们那天去教堂祷告的最大希望。

  几度失眠 数次落泪

  在香港市民眼中,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公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形的领结,从不系领带。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领结的英文是bowtie,因此香港人私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煲呔曾”。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沉闷,这也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了一万点。而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际,曾荫权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陷入危机。由于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香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断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在与金融大鳄较量输赢未卜的那些天里,曾荫权曾几度失眠、数次落泪。

  杨:1998年的金融风暴,在击退国际炒家的过程中,您有没有特别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幸运颜色?

  曾:有,红色,这是战斗的颜色,也是喜庆的颜色。

  杨:这十年以来,您遇到过很多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如今回想当年,那些天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慨?

  曾:感觉很痛苦。当时香港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被破坏了,还会不会正常地运作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当时的感觉是,香港以后也许不能做生意了,而香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很惨的结局。

  杨:一面是可怕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是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市场的一贯政策,您也说过决定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是一种叛逆吗?

  曾:没有办法了,这是当时惟一的方法。

  杨:当时的压力大到您会落泪?

  曾:有那么几天是这样的。当时自己也担心,香港过去努力的基础全都在我的手中,如果输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不仅会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到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会影响到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因此无论从经济的原因,还是从政府的角度,都不能够允许我们的金融制度垮台,所以必须要面对事实,寻找不寻常的解决办法。

  杨:在1999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这是不是他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货币的一个辩解?

  曾:我不知道谁是羊,也可能他是羊,而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并不是一个游戏,而是关于整个亚洲地区民生的问题。

  “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

  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而曾荫权这种风格的养成,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人,家境贫寒。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而就在此时,年仅51岁的母亲却积劳成疾病逝了。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20岁的曾荫权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就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孤独推销员”日子里,夫人鲍笑薇的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

  曾: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当时不止是他,一般的香港居民也是这样。我父亲是警察,我住的地方是警察宿舍,每一家都是警察,警察的小孩子是经常挨打的。

  杨:警察的孩子也会受打吗?

  曾:是的,警察一般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高,打孩子也成了习惯,教育子女在他们看来是父母的责任。我父亲告诉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事情做到最后,不允许中途放弃,这对我影响很深,也形成了我现在这样的做事习惯。

  杨:那时候您考取了大学,却决定作出自我牺牲,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曾:当时老二也一样出来工作帮助爸爸。我爸爸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开始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现在做得不错。

  杨:今天看到香港街头的警察,您仍然会有一种亲切感吗?

  曾:当然,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希望我当警察,对我其他的弟弟也是一样的希望,所以我弟弟当了警察,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安慰。

  杨:您过去当财政司长,在向立法会提交预算的时候,您的妻子都会穿上和提案封面颜色相配的衣服,是这样吗?这是她对您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吗?

  曾:对,她非常地支持我,每一件事都给我最大的支持。我坐在现在的位置上,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对我有着很大的鼓励。最近参加竞选,我派传单她跟着一起去;车上喊着大选口号,她也跟着鼓励我。对我来讲,我的成功最大的部分是她而不是我。

  杨:听说每次遇到大事,您都会买一对表,和夫人一起纪念,不知道这次竞选成功是不是也买了表?

  曾:对。

  杨:您还开了自己的博客,哪一篇博客点击率最高?

  曾:有几篇做得还不错,准备把博客内容做成一本小说,正在准备,希望下个月可以做出来,有些东西是很值得回忆的,很多事情表明了香港老百姓的聪明和可靠。比方说有一个基层的家庭,有两个小孩。我问其中一个小的,说你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有没有去过迪斯尼公园?他说没有,我说我请你去好不好,那个小孩想了一会儿,说不好。

  杨:为什么?

  曾:他说要爸爸带他去,我当时心里就感觉他们很信任他的爸爸,后来我送了几张票给他的父母,希望他们也去,这是我在博客里写的,很感动的事情。

  代表香港市民是我的骄傲

  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 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四十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95年,他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使得曾荫权与一些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曾: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1997年,很多人讲,香港一定不能过渡。他们说香港特别英国化,是英国的角色。而且在语言上,香港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种转变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

  杨:担心什么呢?

  曾:担心会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了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我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自己的事。领导又是新的,能不能做好,很多外国人对此疑问很多。1995年,《FORTUNE》(《财富》)就说香港已经死了(“THE DEATH OF HONGKONG”),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当时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杨:有人说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藏龙卧虎。论个人的形象、政治的技巧甚至媒体的关系,您最初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最终您还是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您认为关键在什么地方?

  曾:我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他达到了目的地。当有人问为什么能做到时,这位老人说,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这对于我自己做的几十年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您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您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要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当中对于您个人来说,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这个变化发生并不容易,并且对我来讲是困难的。我做了四十年的公务员,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习惯用理性的方法。我从来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的。但做特首的要求却是不同的,特别是对待基层的老百姓,他们的话听起来有些可能不太合理,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做了很多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在派我的政纲传单的时候,跑到人群中,跑到居民楼,挨家挨户拜访,谈话,听听他们对我政纲的意见;在情人节当天,我还派送了鲜花,尽管有的年轻人不接受,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还有就是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了两次话。

  杨:当您的竞争对手,梁家杰先生提出,您是否会代表工商业的意见更多,而他希望能够代表比较贫苦的民众的时候,您脱口而出“香港不搞阶级斗争”等等,这是完全即兴的反应吗?像这样公开的电视辩论,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压力,会让您感觉紧张吗?

  曾:是很大的压力,这也是我们香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知道做了辩论以后,下一届的特首选举有竞争的辩论一定不能少,这是很重要的发展。整个亚洲区所有的总统总理选举没有这种公开的电视辩论,但我们做了,而且影响不小。

  杨:您对自己在辩论会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曾:我认为我表现得不错,我相信香港人希望我们要谦虚,要照顾别人,这样真正的价值观也就真实地体现出来了。

  杨: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您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曾: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自己将来的发展很有信心,并且很清楚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得更多,为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力量。

  杨: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自己的最好。

  曾: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来到的时候,他们能够继续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这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杨:谈到香港的民主的进程,海内外都非常关注,各方的观点和冲突也很激烈,在您任特首的这几年,您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步骤来推进香港民主?

  曾:我们已经有计划了,今年的下半年会出一本绿皮书。现在我们不要多谈,要多做事情。我们应该要积极推进香港民主,这也是基本法要求我们做的,这需要每个方面包容和妥协,虽然不容易,但我们会努力去做。

(责任编辑: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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