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十年奋斗写照香港精神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人物

　　曾荫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1944年10月生于香港。1964年香港华仁书院预科毕业。198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1967年加入港英政府，先后出任多个重要职位。

1997年7月1日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位财政司司长。2001年5月任政务司司长。2005年3月12日，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以政务司司长身份出任署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005年6月，在香港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补选中当选，并获国务院任命，任期至2007年6月30日。2007年3月25日，在香港特区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中当选，任期自2007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每一个到香港的人都会去太平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美丽景色。10年前，记者杨澜在这里进行有关香港回归的新闻报道，10年过去了，虽然这里景色依旧，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香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身处这改变核心的就是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曾荫权再次接受杨澜的独家专访，地点就选择在前港督府，也是现在特区政府的礼宾府。

　　只戴蝴蝶型领结的特首

　　公元1851年，港督府开始建造，历时四年完工。140多年间，共有25位港督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1997年6月30日，港督府送走它最后的黄昏……

　　杨澜（以下简称杨）：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1997年的7月1日，还记得那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以下简称曾）：那天非常忙，又下雨，天气不太好。有点兴奋，紧张，但是蛮好的，见到很多新的面孔。香港殖民地已经一百多年了，离开母体已经一百多年了，复返大家庭，紧张应该是正常的。

　　杨：那天您去教堂了吗？

　　曾：我每天都去。

　　杨：所以那天也会特别有祷告吧？

　　曾：当然心里有啊，香港要顺利过渡，香港人要增强本身的信心，将来要继续努力。这是我们祷告最主要的目的。

　　在香港市民眼中，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任何公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型的领结，从不戴领带。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而且不会使自己显得太矮。领结的英文是bowtie，因此香港人私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煲呔曾”。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沉闷，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杨：1998年在金融风暴中，要击退国际炒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选一个什么幸运的颜色？

　　曾：战斗的颜色。红色。

　　1998年 决斗“金融大鳄”

　　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后，曾荫权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一万点。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和当时执掌特区财政大权的曾荫权的仕途同时陷入危机。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认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入市不久，学者、商界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了先例，曾荫权更是众矢之的。在与金融大鳄较量且输赢未卜的那些天，曾荫权几度失眠、几度落泪。

　　杨：十年来你遇到了很多挑战，当然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1998年的金融风暴。回想起来，心里有什么感慨？

　　曾：很痛苦。我当时首先想的是，是否市场已经破坏了，不会正常运作了？我感觉，是的，可能不能做生意了，结果可能很惨。

　　杨：你也说过当时决定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压力大到让你落泪吗？

　　曾：当时我感觉这是惟一的方法。有几天，我担心香港努力的基础就在我手中输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如果我做得不好会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到人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经济的原因，从政府的角度，不允许我们金融制度垮台，所以一定要面对现实，要用不寻常的办法来对付。

　　杨：1999年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他这样为他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辩解。

　　曾：我不知道谁是羊，可能他是羊，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这个不是游戏，是关于整个亚洲民生的问题。

　　经过两星期较量，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可以说，是他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而这种风格的养成，自然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警察家庭的“棍棒教育”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人，家境贫寒。作为长子，曾荫权不仅要多干家务，而且经常要接受父亲的“棍棒教育”。

　　曾：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不止是他，当时一般香港居民都一样。我们住警察宿舍，警察家的小孩子每天都要挨打。因为警察一般对自己要求很高。

　　杨：因为你是长子，所以挨打的机会比较多？

　　曾：父亲对我影响很深，他建议我找一份工作做，一定要做好，做得满意，做到最后，不能中途放弃。中途放弃是我爸爸不允许的。这对我的影响很深，反正我现在做事的习惯都是这样。

　　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就在此时母亲积劳成疾，年仅51岁就病逝了。看着年幼的弟妹，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曾：我妈妈忘我地照顾我们，但是她很早去世了，这对我影响不小。我是老大，弟弟妹妹希望他们继续上大学，我要担好哥哥的责任。

　　杨：所以你决定自我牺牲，考取了大学也没去？

　　曾：那时自己成绩不是太好。

　　杨：但是毕竟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曾：当时老二也一样出来工作，帮助爸爸。我们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开始上大学，他现在做得不错。

　　杨：今天看到香港街头的警察，你仍然会有亲切感吗？

　　曾：当然有，我爸爸最大的愿望是我当警察，现在我的弟弟做了警察，对他讲是很大的成就。

　　20岁的曾荫权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就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孤独的推销员”生涯里，有一个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她就是日后成为曾荫权夫人的鲍笑薇。鲍笑薇出身于澳门历史悠久的“元记饼家”，两人是远房亲戚，青梅竹马。

　　杨：我们注意到您过去当财政司长，连续六年向立法会提交预算的时候，你的妻子都会穿上颜色相配的衣服，是这样吗？这是她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吗？

　　曾：对，她支持我，每一分钟每一件事对我都作出最大的支持。我做到现在的位置，她是很大的动力，很大的鼓励。最近我发传单她跟我一起去，我在车上喊选举口号，她也跟着我鼓励我。

　　杨：听说每次遇到大事，您都会买一对表，你们两个人做纪念，不知道这次竞选成功买了什么样的表？

　　曾：一个牌子，我从来只买一个牌子的表，买了这个是保值。

　　杨：您还开了博客，哪一篇博客点击率最高啊？

　　曾：有几篇做得不错，我准备把博客内容做一本书，希望下个月可以做出来。很多事情，表明香港人的聪明，香港人的可靠，特别是老百姓的可靠。

　　杨：能否举一个例子？

　　曾：比方说有一个基层的家庭，两个小孩。我问小的，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和迪斯尼公园？他说没有。我说我请你去好不好？他想了一会说，不好，我要我爸爸带我去。我感觉他们很信任父亲，我最后送了几张票给他的父母。这是我在博客上写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杨：这是不是也让您想到自己的童年？因为您的家庭也不富裕。

　　曾：是。我感觉我们当时六个孩子，别人给我东西吃，我拒绝不吃，我妈妈感到骄傲。那个时候我两岁半。

　　杨：那时候已经知道拒绝别人给你吃的东西。

　　曾：不应该吃的，不应该接受的就不接受。

　　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好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了。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40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十年实践“香港精神”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香港政坛平步青云。1995年，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到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种种不安的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曾：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年、1997年，很多人讲曾荫权一定不能过渡，说这个人特别英国化，是英国的角色。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转变还是有担心的，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的事。做不做得好，领导是新的，特别是外国人对这个事情很多疑问。你看看1995年的《财富》讲香港已死了。当时外国人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成为香港政坛“常青树”。无数港人从曾荫权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萌发对未来的憧憬。在他们看来，曾荫权的成功史，正是千万港人的奋斗史，也是他们所推崇的“香港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使得曾荫权与多位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杨：论个人形象、政治技巧、媒体关系，最初您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最终您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你认为这秘诀在什么地方？

　　曾：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路外的迈阿密，最后他到达了目的地。为什么做得到？他说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我对于自己几十年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特首，你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眼光。你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这个变化很困难。我做了四十年的公务员，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理性，从不允许感情走进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但是做特首的要求不同，特别是对基层的老百姓。所以在选举过程中，我做了很多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比如，上每家拜访，听对我政纲的意见，最后我还到巴士上，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话，讲了两次。

　　2007年的特首选举，因为有了对手间的辩论、竞争，被认为是“竞选经验颇为匮乏的香港”一次积极的尝试。

　　杨：当时你和竞争对手梁家杰先生公开电视辩论，你紧张吗？

　　曾：很大的压力，香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做了这个辩论以后，下一届的特首选举一定少不了有竞争的辩论。

　　杨：你对自己在辩论会上的表现有什么评价？

　　曾：我感觉第一场后，很多评论表明我输了，对方做得很好；但民调不一样，我赢得了大约11%点。过后我的同事告诉我应该回应多一点，强一点。所以第二场我这样做了，自认为表现不错，但民调又告诉我，可能我的对手好一点。所以我相信香港人希望我们谦虚，照顾别人，真正的价值观真实地体现出来了。

　　代表香港人 是我的骄傲

　　杨：回顾这十年，你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曾：最大的变化就是香港人深深体会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将来发展有信心，很清楚前途是什么。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一定可以做很多事情。

　　杨：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曾：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时候，他们可以埋怨，诉了很多苦，但是他们要继续做下去。我相信香港人，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这是个一贯的信心，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东方卫视《杨澜访谈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