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俊效应”的终极价值在于，唤起更多人对扭曲的道德观的直面和反思
感念英灵 道德不在迷茫
反应
在经历了8天8夜噩梦般的日子后，7月5日，“6.26”抢劫杀人案的受害者孙某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一周多的时间不算长，但对于这个刚满17岁的女孩子来说，却如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8天来我根本睡不着觉，老是梦见被人追赶，我在梦中跑着跑着就累醒了。”
■被救者：“戴叔叔的仇终于报了”
7月5日上午，再次见到这个女孩时，她已经一扫案发时的惶恐和连续多日的以泪洗面。“你们来啦！”孙某招呼着记者。据她讲，案发后的日子里，每到晚上，她就面对窗户盼着天亮，盼着警方能早点将杀人凶手抓获。
“连续几天来，警察叔叔让我辨认了很多张照片，我一度都没有心思看了，但昨晚叔叔们拿来一张照片时，我还没看清人，浑身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孙某说，7月4日，“大约晚上九、十点左右，警察拿来了嫌疑人的照片，我看到照片后立刻就认出来了。当时我太激动了，怕自己没认准，又认真看了两遍”。“照片上的人就是两个冲向戴叔叔的人中穿黑T恤的那个。”“感谢警察叔叔，戴叔叔的仇终于报了，叔叔可以瞑目了，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他们再也不会去害人了。”
■亲人：没想到这么快抓住凶手
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远在江苏老家的戴俊妻子卞正琴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掩饰不住激动地说：“我已经知道了，感谢西安警方！我们家里人都没有想到警方能这么快抓住凶手。”
“我是清晨6点多听到消息的，是戴俊的四弟告诉我的。”对西安警方的表现，卞正琴只用了三个字：“很满意！”
在首先得知凶手被抓的消息后，戴俊的四弟戴将心情非常激动：“我当时恨不得立即飞到西安，把凶手撕碎！”平静之后，他说：“感谢西安警方！我哥哥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商会：要给西安警方送锦旗
“凶手真的抓住了？好、好、好……”在得知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后，陕西省江苏商会秘书长史小刚显得无比激动，没顾上招呼通知他这个消息的记者，拿起手中的电话便开始猛打：“孙总，杀害戴俊的凶手被抓住了……”“陈总，凶手抓住了……”十多分钟后，史小刚才想起记者，“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西安警方太神速了……”
史小刚称他已经将消息告诉了戴俊生前的好友和江苏商会的朋友们，“大家约好明天一早去给专案组送锦旗！”
“这足以给那些为非作歹的违法犯罪分子当头一棒，天网恢恢，作恶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哥”刘先生得知杀害戴俊的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后，立刻精神百倍，“这对那些抢劫者无疑将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本报记者 俞刚
评论
再看“戴俊效应”的时代意义
■马九器
“千万富翁戴俊见义勇为遇害案”告破，在英灵瞑目安息之际，在热议逐渐从沸腾归于平静之余，包含诸多热议、反思与呼唤的“戴俊效应”，也有必要更冷静地审视。
这个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实话实说，起初的确是“千万富翁”和“见义勇为”这两个相当稀缺的新闻资源结合在一起，以非常显著的新闻特征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随着新闻的演进和思考的深入，它的意义也在一步步地向纵深推进——— 里面有财富伦理观的争论，有社会义理观的探讨，有社会治安的建言，有个人道德的评判，议论范围之广层面之深，远远超越“见义勇为”的内涵，成为一种步入公共领域的公共事件。
一个普通的社会事件一旦成为民众广泛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肯定有着深远的社会背景。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事件”，仅仅因《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了一封“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感到迷茫”的信，霎时引起全国民众的共鸣，成千上万的人就精神领域的各种困惑进行了一次全民大讨论。时代不同了，但类似的引发民众共鸣的“思想碰撞”却更频繁地出现，“戴俊效应”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民众自发的社会参与感在增强，另一方面表明民众对社会价值观方面出现的诸多问题，表现出深重的焦虑。
就“戴俊效应”而言，无论是财富伦理还是社会义理乃至个人品质的热议，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的焦虑”，这里的“道德”泛指整个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观。“为富不仁”是富人的道德观出现扭曲，“见利忘义”是更多人的道德观出现扭曲，而更司空见惯的“明哲保身”，尤其成了我们从历史一路走来的名片，在种种扭曲的道德观愈演愈烈时，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和方式开始紊乱，不知所措的民众只能借助某个道德英雄“横空出世”的东风，寄托和表达对扭曲道德的批判和美德的褒扬。也许，英雄戴俊在更多人眼中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富人应当同时是个好人”的符号，一种“人的善举应当贯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符号，一种“社会应当重建某些已被颠覆的道德观”的符号。
如同春秋“礼崩乐坏”时期，孔子的“仁”“礼”学说靠荀子孟子等无数人传播才得以建立，如同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的道德大厦，靠柏拉图等无数学生和后人的传承才更加丰满。今日道德大厦的建设，同样需要像“戴俊”这样无数的道德符号去累积。每一次道德符号的出现，每一次符号效应的辐射，都是社会尤其民间对道德建设的一次“集体义务劳动”。
由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撇开遮蔽道德光辉的财富噱头，“戴俊效应”的终极价值在于，唤起更多人对扭曲的道德观的直面和反思，呼唤每个人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进行一次个人道德大厦的建设！或许，这就是勇士戴俊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精神财富！
观点
戴俊证明正义与金钱无关
自戴俊见义勇为不幸遇害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和争议。讨论声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印象中的商人重利忘义，贡献更多的也只是物质价值，而戴俊的行为为商人树立了“道德标杆”，他是新时代商人的楷模，值得推崇。
他的精神贡献是巨大财富
在社会学专家高献看来，戴俊的见义勇为行为与普通老百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高献说：“戴俊的义举并无特殊之处，可能只是一个富有的人面对罪恶时的自然之举。但相比更多的见义勇为，是因为有更多的富人并没有把这种精神贡献充分地表现给社会。”“戴俊受到如此尊敬，不是因为其创造的物质财富，而是因为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了一个意义更巨大的财富——无可估价的精神贡献。”高献说，正是因为富人们长时间公共道德的稀缺，才让戴俊的义举显得弥足珍贵。
他成为富人的楷模
“戴俊的举动证明了‘正义与金钱无关’，为富人们正了名。”陕西省江苏商会秘书长史小刚指出，“戴俊事件”为“为富不仁”的社会观念提供了纠偏的有力证明，也为财富的社会尊荣地位指明了方向。“戴俊的挺身而出以及市民给予他的哀荣，充分说明了财富并非善良的对头，普通市民与富人之间、正义与金钱之间毫无关联。”“富人中的很多人都具有善良、仁爱、勇敢等人性优点。”在陕西省天津商会秘书长高双利看来，戴俊在危难之时见义勇为的举动绝不是偶然的。从此意义上讲，戴俊的义举理应成为新时代富人们的楷模。当然不是说要富人们都上街见义勇为，而是指他们手中的财富能更多地具有“人”的精神——人性的、人道的、人本的…… 记者 赵雄韬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