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樊未晨“高考一定要改革了”，在“1977~2007纪念中国高考恢复30年高峰研讨会”上，众多教育界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教育主管部门高级官员，对恢复高考已经走过的30年历程进行了理性的回顾，同时不约而同地为高考改革开出了一张张药方。
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说，考试这种方式本身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考试评分会有误差，尤其是对分值较大的主观题的评判，不同老师打分就可能有较大不同；其次考试还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考查学生高中三年所学的所有知识；再有考试通常是在教室中通过笔试完成的，这使得学生的各项动手能力无法被检验；最后，考试分数的解释也是考试这种方式的局限性所在，学生在考试中的得分只能代表学生在这次考试中的成绩，但“现在分数的解释被滥用了”，应书增说，分数经常成为评价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校办学质量的指标。
“虽然考试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应书增说，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取代考试，所以要改革它而不是要废止它。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认为，高考的改革要“放权”，向地方放权，向学校放权，向学生放权。
他认为要变现在高考“一条跑道”为“三条、五条跑道”，对一些高职院校完全可以采取申请录取的方式。这些学生不再参加统一的高考，只要高中会考成绩合格就有资格申请这类学校，学校按照自己的需求单独录取这些学生；对少数研究型大学，可以采用几所大学联考等方式选拔学生；剩下的院校可以采用统一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也提出了分三个层次考试的设想。他认为第一个层次的考试是基本学业水平考试，考最基本的知识，考试合格者可以升入高等专科学校；第二个层次是高级学业水平考试，按专业门类考少数几门科目，考试合格者可以升入现在所谓二本的学校；第三个层次是重点学校的个别考试或复试、口试。“这样考试的次数多一些，看起来学生可能会增加一些负担，但考试的机会多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会减轻，学生可以量力而行。”
就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给高考降温，让学生减轻压力时，辽宁省人民政府督学、在欧盟国家有过多年教育研究项目经验的孙河川教授却说：“我们都在讨论如何减压，西方却在不停地加压。”
据孙教授介绍，欧洲很多国家的学生日子过得确实很舒服，每天下午3点多就放学，没有太多的作业、习题。“但是由此带来的是国家经济发展放慢，国家发展停滞不前”，于是，很多国家纷纷效仿东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把过于分散的权力重新集中起来。“英格兰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实行7岁、11岁、14岁、16岁统考”，孙教授介绍，统考结束后还会对所有学校进行大排名，名次靠前的学校就会得到重奖。2004年前后，美国也开始实行各州统考，考试科目有6、7门之多，考试结果还要在全州公布，并进行全州排行，“他们从来没有承受过这样的压力”，孙河川教授说，“以至于很多学校的校长纷纷辞职”。
虽然专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恢复高考本来面目，让高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却是大家的共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说，现在的高考已经处在多个两难境地的中心。它的改革存在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教育和社会的矛盾以及共性和个性的矛盾。
“要改革，就首先要给高考减负”，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说：高考仅是一项职责单一的考试：给各级各类大学招收新生的参考。而现在的高考背负很重的负担，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果不给高考减负，高考的改革将寸步难行”。
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主办，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青年报联合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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