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度》制作人孙杰解释节目定位 |
《360度》与《焦点访谈》大不同 全方位探索打造新型新闻节目
主持人:说到学不来,现在想了解一下您作为一段时间的《焦点访谈》记者,很多网友想了解《焦点访谈》是如何运作的,曾经听过一件事情,孙老师为了一个四分钟的节目,在15天时间要到七个城市寻找素材?
孙杰:这不是《焦点访谈》,这是我当年给《新闻调查》做的一期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这种工作状态是你们的常态吗?
孙杰:这应该说相对还是比较极端的,但是访谈面临的不是体力上的,单纯的遇到一个我跑多少地,四天或者三天跑八个地方,可能这种东西能够感受。
主持人:但是这些地方意味着你的脑袋在不断运转,不断地跟不同的人接触和工作。
孙杰:可能面临更多的是脑力或者是较量。但是我当记者确实是太早了,我做了三年多的记者,那阵的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要容易。我们那阵大不了的就是人身可能受到点威胁,我是被关过两次,被软禁过两次。一次是在甘肃的广河,一次在河南的登封,被采访对象给软禁,不让走,要走,大门锁上或者恐吓。
现在的记者比我们面临的危险多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女记者,实实在在就关在黑屋子,就是非法拘禁,后来通过解救,通过组织上的营救,正义得到伸张,非法拘禁的人受到了刑事处理,因为他侵犯了一个公民起码的权利。比我们那阵要严重得多。很简单我们现在面临的采访对象不同,我们那时候采访的对象比较少,他跟你应变的能力,在做智力较量的时候。
再有创办是积累的过程,一个栏目做积累,影响力的过程在当中是逐渐上升的,当时的影响没有这么大。那阵大,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媒体能够影响大是被得到上方的认可,你的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更高层次的人士能够推动这个事,媒体是解决不了问题。《焦点访谈》在创办的时候,比如它的影响大是局限在观众,他没权没势,不一定能够促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解决不成问题,但是看着解气。节目的影响,老百姓在节目当中的影响不一定大,但是领导一发话,这个问题就一解决可能牵涉到处理人。
比如说舆论监督,节目量占的比例最高的,我印象中就是98年。98年大概在60%左右都是批评性的报道,从朱镕基总理那儿在推这个事。当地的官员一牵扯解决这个事,就牵扯到处理人的事。作为地方领导谁都怕丢了乌纱帽,所以就引起了注意。
主持人:后来您做了节目《360度》和《焦点访谈》是属于同一类节目吗?
孙杰:不是,《360度》应该是新闻频道一个尝试。去年要整合频道的资源,要打造晚间时段的报道类的节目,这种节目类型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挑战,一直到现在在做《360度》都是挑战,新闻频道24小时播出,但是新闻频道在黄金时段是没有一个主打的新闻性的栏目,专题性栏目很多,比如很好的栏目《新闻会客厅》、《社会记录》、《法治在线》等等,但是都是专题,原来在8点到9点是纯粹性的报道性,怎么样把这块资源做一个强档的新闻性很强的栏目来奠定新闻频道晚间新闻播报的定位,所以就办了《360度》一个小时的节目,但是节目是什么样的样态,是新闻报道型的还是调查型的,还是观察型的,都在探索。
主持人:说是新闻串烧还是把一天的新闻串起来,让来叙述?
孙杰:对当天的新闻一种梳理是一种途径,对当天最重要的事件举例也是一种途径,这里的方向很多,但是现在观众更喜欢什么,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栏目要成熟起来需要一段的时间。
主持人:当我们在谈到《焦点访谈》的时候,就会想到一句老话“用事实说话”,在《360度》栏目里,有没有一句话。
孙杰:所以它在探索就体现在它没有一个LOGO,比如我们说一个栏目,一个确切用一句话去描述一个栏目,就很难,应该在中央电视台晚间有一档节目的宗旨,我告诉你你必须要知道的新闻,因为以LOGO的出现还不能伤其他的栏目,难道别的栏目提供的就不是吗,还不能有排他性,这里就变得很复杂,但是栏目自己肯定有自己的追求,我总想做的是我告诉你你是最想知道,而别人告诉你的东西是退而求其次,但是作为整体来说不能这样讲。
主持人:用事实说话,体现了第一个栏目的取向,第二是原则和这个团队做事的态度,怎么能够把当初您在《焦点访谈》做事的态度和原则和后来在《360度》做事的态度和原则,有没有一个区分?
孙杰:这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理念应该没有什么变化,用事实说话并不意味着只是《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 它排除了另外一种类型,原来比如说像《焦点访谈》,我们可以用用观点出发,也一样。比如学者之间,比如我们谈论哲学,这个东西更多表达一种观点。但是电视本身不需要抽象,它要具像,要把任何一个事情,理性的事情都要感性化,我们要揭露一个社会存在的现象或者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具体的事例,这个具体的事例就是事实,而不是我像反腐败专家或者向土地管理的专家从理论上阐述,是带有这样的区隔性。但是用事实说话这是毛泽东对新闻工作提的要求,这是他说出来的,对解放日报就这么提的。作为媒体记者起码的职业操守都是肯定的,你必须得公正,必须要客观,这是最起码的。
最高的就是公正,因为公正这个词里含着主观的判断的标准。公平可能是客观的,你放的杯子没水,就搁在这里,瓶子就是瓶子,他是公平,我们可以量化,但是公正不一样,可能这杯水对我来说更饥渴,只给我跟你同样的水,这不公正,这可能是公平。所以媒体最高的要求,应该是代表了公正,这个公正就包含着正义,是其他媒体所追求的。
主持人:通过什么途径做到公正?
孙杰:第一,你要公平,要客观,这是最起码的。我们去报道一个事,不管是电视还是其他的媒体,肯定要源于事实的本质的东西,我们去报道,去还原它的事实,不夸张,不缩小,也没有主观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更上一个层次,就是公正。这里就必须要加判断,你说记者,有文必录或者有一些媒体的取向,所谓的真实,可能是客观的真实,但是不一定是本质的真实,当然这是有争议的。
但是有些事肯定有道理,这个事可能对他个人不利,这个事还要不要报,我报道它,是符合客观的原则。但是我不一定符合公正的原则,你报可能产生伤害,一种负效应,可是他不应该遭受这个伤害。包括在《焦点访谈》很多实践证明,他曾经没报过很多节目,就是基于不是说这个事实不对,而是报道出去可能效果不好,在这个时候寻求的是以公正为目的,而不是简单的客观追求。
很早期的一个节目,是上海一个知名的牙膏企业查出来有问题,到最后查来查去,就在北京一个小作坊,其实是没有经过他的授权,就是假冒的,但是可能跟企业个别人是有关联的,但是跟整体的管理层的经营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在这个时候你报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事实全部清楚,包括一些调查取证的过程都有。但是你报出去之后,可能会给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孙杰:这个时候,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报。当然我们不说这个报跟不报在这件事情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判断之所以做出不报的理念是一种公正的原则。当然公正因为牵涉到主观的因素,所以不一定是对的,这个东西你想可能是公正的,我想可能是不公正的。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做新闻应该公正。
媒体的力量不一样,现在说的所有媒体职业操守要求都一样,但是其实造成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在一个主流的媒体或者是公众认知的媒体,你的行为可能跟其他的媒体应该有所区别。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是我当《焦点访谈》记者去东安县采访,当地的农民真是把人民日报的报道当成文件,拿做报道当作依据去说,你凭什么报道,对于媒体来说,我是不承担责任,我又不是中央文件,干嘛拿报道说哪哪,这个政府怎么办,他报了就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认为这个报了,这个事在那是这样,在我这里必须是这样,他当成中央发的政策性的东西,比较有威信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媒体没有办法,只有老百姓哪天不把你当成中央文件的时候,或者他不再迷信你的时候,你才有更多的自由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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