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在维护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权益等方面真的有所作为了,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一定会有大幅蹿升
5月,武汉市政府为武汉籍75万外出农民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该说这个举动在全国首开先河。
必须承认,农民工工伤和职业病维权,是个令人堪忧的大问题。
22岁的高某到北京一个煤矿打工拉矿渣时,因车胎爆裂撞到了通道墙壁上,面部受了重伤。先是一个小包工头给了他2700元治疗费后就消失了;后是一个大包工头让他打借条陆续借给他5万元做手术,就再也不管他了。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申请仲裁,是败诉;诉至法院,是败诉。最后,找到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也因证据太难找,依然难解困境。
心灰意冷的高某曾绝望地说:“如果维权不成只好自杀。”实际上,农民工因职业病、工伤伤亡,导致自杀和家破人亡的,真的不是一例两例的事儿。江西某乡的大批农民,到矿上打工打成了尘肺病的“病汉子”。不少“病汉子”的英年早逝,丧失“本钱”,竟至许多村庄几乎变成了“寡妇村”。
实在说,籍贯地政府为农民工安全买单,是农民工权益难有保障下的“无奈”选择。但这“无奈”,透出的却是进取,至少也是“救急”的善事。武汉市政府的作为告诉我们,身为公仆,就一定要直面现实,在解决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中,哪怕是一点点儿的进步,都可以视为公仆意识的新亮点。在当下的中国,不为农民工权益保护直接或间接的做点实事儿,所谓增强公仆意识,无异于空话!
籍贯地政府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率先有所作为了,务工地政府自然更不能无所作为。其实,务工地政府真的一旦有所作为,更直接更有效。由河南农民工被骗到山西黑砖窑事件反映公仆意识的淡薄或缺失。举一反三,务工地政府弥补维权缺失,可做的事很多,如:坚决铲除“血汗工厂”、强制企业为农民工购买保险、直接将工伤、职业病保险待遇支付给伤者;简化工伤、职业病办理程序,方便农民工申请工伤、职业病认定。
一位全总的资深人士说,民工维权“现有的法规已经不少了,最大的问题还是执法问题。”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深圳宝安区政府构筑起职业卫生服务三级网络体系,让4300多家工厂的15万农民工远离有毒有害物质的侵害。这种做法为务工地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同时也表明,只要有公仆心,任何富有创意的维权举措与作为,都会有它的天地的。
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百姓最信任中央权力。有人说,这一信任隐含着对地方滥权的焦虑。这话,固然不错,却远远不够———譬如不作为的“懒政”,尤其是对农民工维权上的不作为“懒政”,同样是令百姓心焦的一大症结。
倘若在维护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权益等方面真的有所作为了,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一定会有大幅蹿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