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人小组”的迷途“危改高参”：存在与荒谬

今年5月东四八条拆迁纠纷期间，东四八条的一家私房房主正在维修自己的四合院（不是此次拆迁的院子）。 马军／图

　　来源：南方周末

　　【“10人小组”的迷途】“危改高参”： 存在与荒谬

　　记者 赵凌 发自北京

　　“连表面的公正都不讲了。6个人到会才能算数，这是铁定的，怎么就4个人了呢？ 这不是胡闹吗？！”

　　建立一个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在很多人眼里比建立一个公正的专家论证制度更加符合真理。

　　■“在10人小组之前，大拆大建基本上把旧城毁完了，现在有争议的大项目也没有什么了。”

　　■“没人管我们，我们不属于任何机构，我们也不需要向谁负责。

　　■“难道上次请谁，这次就非得还请他吗？请专家本来就有随机性，要请时就翻名册选几个。”

　　“专家不同意，就不能立项”

　　参与了东四八条论证的王世仁与宣祥鎏，前者是著名的古建筑专家，后者是首都建设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规划专家。他们均是北京十人专家小组成员。

　　2004年11月17日， 10名专家被北京市政府聘为“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他们是从政府掌握的专家资源库中，由北京市规委、建委和文物局三方联合推荐而产生的。

　　在这次还算隆重的成立大会上，时任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刘志华说，要让专家成为政府的“危改高参”。他表示，今后北京旧城危改，不会再大面积推平头。以后的危改，将采用微循环模式，由政府出钱，迁出部分人口，整个过程不会再允许开发商介入。

　　在此之前的十几年，1990年代开始的以开发商为主导的推平头式的商业危改，已经让北京古城风貌濒临彻底湮灭。一批批以危改名义开发的项目拔地而起，最具代表的就包括：金融街、王府井、东方广场、平安大街、崇文门新世界、南池子。

　　在一个又一个地标建筑联成的新北京背后，专家们给公众的印象一直是悲壮如杜鹃啼血。他们直言批评政府，如此下去将使北京历史风貌消失殆尽。

　　从1992年北京市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的东方市场，到2003年10月的南池子工程，政协委员、建筑专家、文物专家一次次联名上书，提出质疑。

　　在中央高层的直接授意下，2004年11月17日，10人小组千呼万唤应运而生。政府将他们称作“危改高参”，而北京旧城的居民们则叫他们“文保专家”。

　　在专家组成立之时，北京已经走过了15年的拆迁，旧城风景早已大变。

　　据一位专家介绍，10人小组虽然有市长签发的聘书，而且有正式的成立仪式，但并没有以文字方式确立的职责和规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刘志华当时的表态。10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徐苹芳回忆，在成立大会上，副市长刘志华说，以后只要专家不同意，就绝不能立项。

　　“怎么只有4个人就开会呢？”

　　在东四九条的一个四合院里，徐萍芳生活了五十多年。然而，几个月前当推土机开到了几步之遥的八条时，他却没有发言权——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八条论证。

　　规委确定了10人小组的一些基本原则，即每次论证必须有6人参加。一般的论证流程是，规委先确定开会时间，再打电话找专家。

　　东四八条获邀参加论证的专家只有4位。让一位未曾获邀的专家生气的是， “连表面的公正都不讲了。6个人到会才能算数，这是铁定的，怎么就4个人了呢？ 这不是胡闹吗？！”

　　政府如何确定论证专家——这个环节被外界猜测最多。以东四八条为例，一些“保护派”的专家没有被邀请参会，公众认为这里或有“猫腻”。作为保护派的代表人物谢辰生和徐苹芳都未能参加东四八条的论证会。

　　两位专家都表示，他们没有接到规委的通知，也不好猜测原因。

　　对专家来说，能不能参加论证会，完全是一个被动的选择。“电话通知你了，你就去。”一位专家解释，并不存在主动请缨的。

　　北京东城区规划局工作人员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采访时曾表示，确定专家人选，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无玄机可言。“难道上次请谁，这次就非得还请他吗？请专家本来就有随机性，要请时就翻名册选几个。”

　　谢辰生说，论证会通常会开半天到一天，他认为，从时间上来说，足够充分判断一个项目。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拆不拆，建不建，建成什么样？

　　“在10人小组之前，大拆大建基本上把旧城毁完了，现在有争议的大项目也没有什么了。”一位专家如此解释论证会为什么没有太多硝烟。

　　谢辰生一直以“保派”著称，“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这位85岁的老人在自己的晚年全力以赴保护旧城。他是少数几位走访民间的专家之一。

　　孟端胡同45号是谢辰生比较痛心的，他极力反对拆，但作为专家中的少数派，因无法坚持，最终接受了“易地迁建”的妥协方案，“我会盯着他们迁建完成的。”谢辰生有点较劲地说。

　　“我们也不需要向谁负责”

　　经历了拆迁风波的有惊无险后，一位东四八条的居民毫不客气地批评专家论证制度，“一个被御用的制度”。

　　“我们没有决定权，就是建议，这是政府给我们的定位。”面对外界对论证制度的非议，多位专家表示无奈。一位专家表示，他们提过建议后，通常没有任何反馈，是否采纳，如何修改，最新情况……统统不知道。“看到脚手架起来了，才知道情况已经变了。”

　　2006年金宝街7号地接受专家论证，按照工程规划用地控制详规，这里将建一个四合院群落。当时，与会专家因为其设计风格存在明显问题，一致推翻了开发商方案。现在这块工地正在修建的却是一个地面三层、地下两层的香港跑马会所。“连立项都完完全全地变了，还有什么不能变？！我们的意见有没有人理会？！”一位专家表示。

　　阵营中的另一些人则表现超然，“我们就是建议，听不听是政府的事”。因为识时务，这些人没有太多心理负担。

　　十人小组成员平均年龄79岁，这些老人一生为组织服务，但在晚年，在这个看似重要的专家席位上，他们却找不到依托感。“没人管我们，我们不属于任何机构，我们也不需要向谁负责。”

　　在北京胡同出生长大的华新民，著名的“胡同保卫战士”，曾经自己包车拉着几位老专家到将来“肯定要拆的地方”做了一次胡同一日游：南小街、东总部胡同、贡院头条2号、麻线胡同3号院……华新民希望多少拥有点话语权的专家们能救救这些地方。如今这些地方全都没有了。

　　“10个人变成100个人都没用”？

　　专家阵营中因为专业背景的差异也会造成观点冲突。一位文保专家举例，搞规划的人一般主张拆胡同拓马路。与建筑设计专家的矛盾也很突出，“学设计的追求新奇特，老东西在他们眼里太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受访专家中鲜有人从财产权角度思考问题。这与他们的学科背景有直接关系。华新民就表示，专家小组中并没有吸收法律人士，而拆迁问题，说到底首先是一个有关财产权的法律问题。

　　2005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曾提交提案，对10人小组提出改革建议。意见认为，现行的专家论证机制并不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机制。文史委员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扩大规模，囊括多种学科的专家，以避免片面性，特别要吸收中青年人才参与其事。二、树立专家论证制度的权威地位，克服随意性。三、专家论证会不能由被论证项目的建设单位或开发商组织，必须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

　　“没用，10个人变成100个人都没用。把学法律的放进去，也没用。”一位专家就这些意见直接表示否定，“人家不听，你照样没办法。”

　　至于吸收中青年专家加入，有两位专家并不表示乐观。“他们还不如我们能放得开，我们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骂就骂了，不需要升迁，也不要涨工资，年轻人必然得考虑自己的利益。”

　　公众参与，还是专家论证？

　　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 L． Soule），是一位对中国深怀感情的美国学者。

　　苏解放对“专家”也表示怀疑——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没有把城市的文化和物质层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甚至许多中国的规划“专家”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综合训练。

　　“政治家、决策者、开发商、居民、学者，无论老少和贫富，都有均等机会参与。这样的规划体制将明确全社会共享价值，并确立一个反映这种价值的公民决策程序。”苏解放认为一个公正的规划程序必须是有对话机制的。

　　建立一个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在很多人眼里比建立一个公正的专家论证制度更加符合真理。正如长期关注旧城保护的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言，“许多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的房子就被规划给开发商了。一些城市虽为此设置了专家咨询程序，可那些专家有何资格去论证别人的房屋应怎样拆除？难道居民们就没有自主的权利？”

　　理想总是遥不可及，现实又充满荒诞。两个月前，东四八条的十几户居民，还摇着蒲扇在蝉鸣声中悠闲度日，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自家脚下的地皮8年前就被卖给了开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