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花树花树》、《黑蓼竹》的时候，正是炎热的夏季。我伏在案边挥汗如雨，那是在北京的一座高楼里，楼下汽车如长河般不停流动，空气中似乎形成了一堵厚厚的音墙，越发让人透不过气来。
那时我便分外地想念鄂西那一块静谧朴素的土地，眼前如《黑蓼竹》中的吴先生一样，显出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来，或是一道道如墨的青山，或是一湾湾清澈的泉水，一条条充满温馨的小路，还有那些与山水相依的土家人。
养育土家人的那一片崇山峻岭是大巴山和武陵山脉交界汇合之处，巴山楚水，重峦叠嶂，先民由东边披荆斩棘溯清江而上，不仅建立了声威显赫的巴子国，繁衍昌盛了一个民族。土家族实行了400多年的土司制度，有“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禁令，开期实行封闭，到清王朝雍正十三年，才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制，称之为“改土归流”。这样一个独立于世多年的民族，自然有着许多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对生死的态度庄重而又泰然；他们性情憨直，过客投宿寻饭无不应者；且仁侠尚义，知恩必报，一语相投，倾身与交，偶触所忌，反目若不相识；彼此有仇衅，经世不能解，待明察者一言剖解，往往俯首贴耳。
人生本来不过就是来世上走一遭。相比之下，土家人很早就把这事想得透彻，女孩儿会说话就开始学唱“哭嫁歌”，男孩儿会走路就学“跳丧”，他们早已将人生的几件大事都铺排齐整，然后不慌不忙地一步步走去。我在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中不得不由衷地流露了对他们人生态度的敬仰。由此，每一次写作也是对自己灵魂的一种洗涤。
民族意识的觉醒，或者说由不自觉到自觉，是在一次次审视中过渡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寻找民族精神，好比在茫茫大海中寻找一艘方舟。民族的标识使人最终明确各自的归宿，当我清醒自己的民族之后，更多的是永远需要寻觅和依赖的怀抱。
过去的岁月里，因工作之便，我常在我的山乡走动，如画的乡间，那一道道山的皱褶，大山的某一道侧缝或谷里地里，人们生活着，劳作、生育、劳作，直到死去。尤其是女人们饱经风霜的脸，她们其实都美丽过，就像山里的花儿，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许多乡村的兄弟姐妹一批批背井离乡来到了城市，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的工地上劳动，隔着窗户，可以清晰地听见他们操作的机械从清晨就开始发出的声音，但我们咫尺天涯，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吃着他们种出的粮食，可以想象这些发亮的米一颗颗从他们手上滑过的情景，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孩子能上到几年级？一亩粮食需要多少投入又能得到多少收获？
虽然人类社会越来越丰富多彩也越来越复杂多元，但一切事物都是有源之水。因此，对民族根基与精神的探求越发显得意味深长。如果读者能从我的这些小说里触摸到这个民族古老而又年轻的脉搏，并从此喜爱和加以关注，那便是我劳动的最珍贵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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