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图)

　　本报记者 张伟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文学批评家，传记文学家，曾任教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著作有《张居正大传》等。

　　有一部传记，似乎全然违背了朱东润对于传记文学“史”的要求。他在开创传记文学写作体例时，曾强调除了文学性，首要的是真实。“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段被奉为中国传记文学写作标准的话，却被它的倡导者朱东润在72岁这年，亲自违背。

　　这一年，朱东润没再为历史上的大人物写传记。一个叫“李方舟”的平凡女子成为他传记中极为另类的主角。问题在于，这个主角，查无其人。这位传记文学第一人，竟然把洋洋洒洒一篇大作，献给了一个虚构的人物？

　　不过，即使是最严肃的评论者，也许也会原谅朱东润。因为这本《李方舟传》，是这位著名传记作者对爱情的一次隐秘追忆。他的妻子因为受他“反动文人”的罪名牵连，遭到迫害，自杀身亡。他把对这名温柔贤淑、刚强果断、为丈夫和子女奉献了一生的家庭妇女的思念，寄托于“李方舟”。

　　这位老人一生追求历史的真实，晚年却被迫选择了曲笔。每当夜阑人静，他趴在堆满书籍和杂物的床上，“展纸染毫，透过细细密密的文字，与亡妻相会。”他说，她“把他生命里的春天带走了”。

　　这种变化，前后相隔不过30年。此前，在《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中，朱东润开始建立对现代传记文学的系统看法，认为传记应用“西方传记文学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在“虚构的运用上较为谨慎”。

　　这一原则，在他的第一部传记作品《张居正大传》中得到了坚决贯彻，所有的事实，都经过极其详密的考证，做到了“信而有征”。他曾宣称，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值得读，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一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另一部就是他的《张居正大传》。

　　然而到上世纪50年代写《陆游传》时，朱东润已经感到这种坚持难以为继。“大跃进”开始，人们一再催促他加快写作进程，他“神情痛苦，如下地狱”地决定把完成时间提前两年，仍然被认为太慢。后来的研究者发现，《陆游传》“对文学的偏好要大于对史学的坚持”，颇有些当时文学创作“高、大、全”的影子。

　　但他的作品后来还是被认为是替敌人“策划反窜大陆”，他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反复批斗。

　　当这名垂垂老矣的“反动文人”在一盏昏灯下，躲避着监视者的目光为妻子写传记时，时光仿佛倒流。此前，朱东润在中国传记文学领域拓荒之时，也是在这样一盏油灯下。那时，他在油灯上架个竹架，上安小茶壶，尽管油灯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

　　那时候，朱东润“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有一回，他的北墙被风雨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他“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而当日本飞机轰炸时，因为是夏天，身上穿的白衣服不宜跑警报，就只能“伏在窗下”，等敌机走了，爬起来继续写。

　　当年一心要“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的学者，未曾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在每日强迫劳动之后，偷偷摸摸地写作妻子“平凡的一生”。而在后人眼里，这种写作隐晦而艰涩。他的《李方舟传》丝毫没有提及“文革”，只在最后一章，写到老夫妇同游南翔镇，无意中听到一首骚体悲歌如天音传来，夫人“惨然泪下”。

　　他的学生每读到这里，便仿佛看到一个面带愁容、满腹隐忧的老人，“被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驱使着，吃吃力力地跟着时代跑”。

　　如今，关于中国传记文学开拓者的这些点滴回忆，已渐远渐淡。只有他的一句话还不时被提及：朱东润希望，在他死后，人们能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