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远：我不敢再回到中国

　　34年前，恩里卡在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邀请下来到中国。这次旅行促成了他们的爱情和婚姻。

　　34年里，人事已非。再次谈到中国，恩里卡的记忆里还是红墙，四合院，直到现在，她都认为那是世界上理想的居住地。

　　她喜欢院子里的集体生活，几个家庭在一起生活。院子里有水房，有洗洗涮涮，街坊之间还会串门。

　　她说，中国的老民居是理想的生存环境。可是假如再到北京，怕再也拍不到这类的房子了。

　　我不敢再回到中国

　　――安东尼奥尼夫人恩丽卡·安东尼奥尼谈《中国》

　　采访：侯宇靖 图：刘海平

　　侯宇靖：当米开朗基罗邀请您去中国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来中国之前，在你的想法里，中国是什么样子？

　　恩里卡·安东尼奥尼（下称恩里卡）：中国对于我是个神话。我在中学学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我总是在广场上对抗我们的体系――资本主义思想。我出生于一个传统共产党员的家庭，我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女儿。那时候从没想过会去中国。但中国是那个时代学生们的梦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个女战士。

　　我是1972年1月认识米开朗基罗的，5月他邀请我去中国。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对中国没有任何概念。我们想到中国是个平静的国家、幸福的国家。我们从导游书中了解到中国是个农业国，我们看到了田野、看到了道路上的斑马线，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有序。还有食物，还有人民，还是有很贫穷的人，但都很平静。对我们来说中国还是个谜。因为和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比如当你们笑时，我不了解你们为什么笑。越谈论中国越觉得深不可测。

　　侯宇靖：安东尼奥尼去中国前是怎么想的？他有勇气来中国吗？

　　恩里卡：米开朗基罗从来都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这一点他从不缺乏。但有很多疑虑，非常多的疑虑。我记得我和他的第一次旅行，是去撒丁岛，他的家。他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这需要勇气，比去中国还需要勇气，因为我比他小40岁。这次旅行对我对他都非常重要。

　　那时候他刚从RAI（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接到邀请说要去中国。他跟别人商量：“我是去还是不去？如果我去，该做什么，会去哪儿，我想让大家看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片子？”他说：“我不想做一个政治影片。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个导演。我只是想展示中国，共产主义国家，想去那些别人从未到过的地方。中国是那么广阔，我想让大家看到日常生活。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有序的，尽管贫穷”。

　　当他决定后，又用了3个月同中国官方，同RAI讨论。我们到了中国还在进行讨论。他想去以往任何外国人都未去过的地方，所以我们去了那个小县城――河南林县。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建议我们去，说那儿不通火车，没有酒店，不能招待你们。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贫穷的生活，但最后还是让我们去了。

　　侯宇靖：之后您成了安东尼奥尼夫人，中国之行有助你们的爱情？

　　恩里卡：是的。中国之行，我妈妈说，是我们的蜜月旅行。我那时只是个年轻的女学生，而他是个大导演，我没想过和他住在一起。我甚至不想住在罗马，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但中国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侯宇靖：请您描述一下中国之行有趣的细节。

　　恩里卡：是的。非常有魅力。当时是5月，和意大利的气候一样，干燥，不热。我们的飞机刚着陆，就看到停机坪上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舷窗外有很多人，跳传统的舞蹈，有飘带、红旗……我们以为是迎接我们的，结果不是，是某个国家的元首来了。

　　后来我们参观了北京。今天我有点不敢回中国去，我怕找不到1972年看到的中国。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北京的红墙，墙内的院子，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那是世界上理想的居住地。院子里的集体生活，几个家庭在一起生活。院子里有水房，有洗洗涮涮，街坊之间还会串门。中国的老民居是理想的生存环境。我害怕回北京，怕再也拍不到这类的房子了。

　　侯宇靖：有一些保护下来了。当然现在有很多摩天大楼。

　　恩里卡：我知道，现在都是摩天大楼了。我害怕看那些高楼大厦。

　　侯宇靖：要是再次在中国旅行，会激起很多的回忆。

　　恩里卡：是的。如果带上摄像机那就太好了。再拍摄，正好和米开朗基罗所拍的做个对比，重新看，一定非常好，非常有意思。

　　侯宇靖：当时您20岁，您记得所有的旅行经历吗？

　　恩里卡：非常完整的记忆，我记得所有的。那次旅行我很不适应，主要是不能适应和米开朗基罗在一起工作。他总是什么都想拍，一天就想拍80个镜头。而且我们是个小摄制组，只有几个人。只有他和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有个助理负责录音，还有我，总共四个人。他在卢奇亚诺的耳旁叫，让他拍这个拍那个。几乎所有的都是在偷拍，总是严阵以待。当然还有一个拍摄题材的选择，那的确是他自己的影片。

　　侯宇靖：拍摄完《中国》后，东西方的看法不同，这对安东尼奥尼先生有没有什么影响？

　　恩里卡：我想是有的。他拍完这部影片之后受到的攻击，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重。因为一个导演拍摄影片时，自己好象是裸露的。他打开了心扉，打开了思想，其实是在奉献他的观点，灵魂给大众。他脱掉自己的外衣，为的是能够呈现一个更为基础、更为诗意的影像。之后他只想逃走，想去休假。导演是人，不能承受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指责。米开朗基罗拍完影片后，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铺天盖地的评论让他很痛苦，即使西方很喜欢这部影片。

　　侯宇靖：影片拍完之后，安东尼奥尼先生再未回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爱从未改变过。去年我问他：“您想回中国吗？”他回答：“咱们一起走，赶快。”为什么这份爱这样强烈？

　　恩里卡：是的，从未改变。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前世情缘。我想他爱中国，源于传统。中国的传统是如此强烈，即使现在的摩天大楼和中国过去的文化有距离。米开朗基罗觉得很有魅力。费拉拉也这样，这个城市和它的传统很吻合，它有统一完整的美丽。中国也一样，很独立，他尊重你们的传统。

　　侯宇靖：《中国》只是安东尼奥尼先生的一部作品。您是他的妻子，您怎么看待他所有的影片，您怎么看他这个人？

　　恩里卡：我有34年的时间在看他，34年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1972年相比有很大不同。我改变了很多，米开朗基罗也改变了很多，但是我们总是在一起。这很有意思，能看到生活在不断的变化。但我们总能保持自我、尽量完美。我们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保持一个样子。有趣的是要适应变化。

　　米开朗基罗看自己的影片很愉悦，好像那是另一个人拍的。我说过，当导演拍摄影片，就象脱掉外衣。当他看《红色沙漠》时，就有些象是画家。他对色彩充满激情。当画面被红色占据，红色完全变成主角。比如影片中主角的朋友们周日聚会，他在画画，画红色。他也想给予一种性的特征，那个场景，朋友们吃过饭后，想做爱，莫尼卡也说想做爱，他真是奇才呀，红色的确带来了他想给予场景中的淫荡的感觉。

　　如果回到过去，那个去中国的恩丽卡和现在的我完全不同。看到的中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侯宇靖：去年有一部影片《爱神》，你们还邀请了一位中国导演王家卫，这也是一次和中国的接触。您怎么看待王家卫？您怎么看待现代的中国？

　　恩里卡：王的中国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是他的中国，是他内心想传达的中国。也许米开朗基罗懂得，因为他认识中国。这个中国如此优雅，一个柔弱的女子，寻常的感受：痛苦、爱情、妒忌、苦难、疾病等种种。从他的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我想米开朗基罗和王家卫有很多相似之处，也许因为家卫力求契合米开朗基罗。他说米开朗基罗让他很痛苦。所以这一部分电影里的女性形象和米开朗基罗影片中的女子很相似。但和现代的中国没有什么联系。

　　侯宇靖：我们说过，想重走中国之路，我们也想不停地进行采访。我们一起回中国吧。

　　恩里卡：我很有兴趣去中国，但我不能把米开朗基罗留在家里。没有米开朗基罗我从来不旅行。我要么和他一起去，要么就不去。

　　五年了，我们没有乘过飞机。今年他比去年好多了，去年他有咳嗽的毛病，今年没有太多问题。我觉得他想去，问题是我。我觉得他93岁了，又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旅行。离家这么远，我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