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迷惘30年
“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提出过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目标、路径和时间节点，30年来改革都是随机的，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
撰稿／梅璎迪（记者）
2007年7月19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杨东平教授在博客上发布由他牵头完成的《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
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学者和官方话语权的博弈高调进行。杨东平，一个高考过来人，一个教育研究者，在怀旧和纪念的氛围中选择了变革的主题。
过去的改革都不彻底？
新民周刊：我们如何来衡量一个教育制度的好坏？
杨东平：一个制度是好是坏，首先要看它的基本价值，不然无从评价。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基本价值目标，就是要向地方、高校、学生赋权，让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力。
新民周刊：这三个方面恰恰是改革的“三座大山”，无论是向哪一方赋权，都意味着削减现有方的权力，有什么措施能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
杨东平：一个稳健而具有实质性的改革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策略。有个概念叫“用改革的方法来促进改革”，比如高校自主招生权，如果在现有高校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简单放权，只会加剧教育腐败，但如果就此打住，就永远不会有改变。我们的想法是在给高校赋权的同时，促进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包括信息公开和社会参与，通过这种方式，既保证了教育公平，又使得高校逐渐获得它应有的权力。
新民周刊：近年来全国各地进行的高考改革也有不少，网上录取、分省招生等，你对这些改革的评价都是不深入和不彻底吗？
杨东平：对。有些改革是技术性的，比如网上录取等，这只是技术手段的提高，并不是实质性的高考改革。实质性的改革在考试科目方面，就在“3＋X”的方向上。现在无论是“3＋X”都是文科一套，理科一套，两套考卷考所有人——当然此前是一套考卷考所有人，更缺乏公平性。从提高考试的针对性，有效性而言，这种划分还可以更细，还可以设计出更多的套餐，根据具体需要设计出10套、15套考卷，走多轨化道路。比如考研究型大学的生物和医学专业，可以单独用一套考卷，科目可以和学科背景结合更紧，如果考高职高专就可以相当简单，完全没有必要和考清华、北大用同一套考卷。
同样考地方院校（二本院校）也是，一千万考生中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能考入研究型大学，大多数并不是研究型学术型方向的人才，所以没必要用这种高强度学术型的考题来要求他们。考试科目多轨化的改革设计就是要给学生减压，给中小学减压，解脱他们，让合适的人找到适合的考试方式。在芬兰，学生考试就挑选自己实力最强的3门，实际上这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配制不同的考试套餐，不仅能体现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方向，还有利于学生找到自己的特长所在。所以我们方案提出强化会考制度，用会考来评价学生，改变用高考升学率评价的模式。
其实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会考制度的初衷，但是随着应试教育压力越来越大，使得会考机制逐渐成了没有重要性的考试。现在有人提出两考并一考，用高考来代替所有评价，这种导向肯定是错误的。
新民周刊：分数公平的同时，也应该倡导素质公平、能力公平。改革方案中提到高中成绩和课外综合表现将作为高考录取的重要参考指标，但不同学校有不同评价标准，甚至会出现人情分，如何来达到公平？
杨东平：素质评价是我们的目标模式，毫无疑问也是理想模式，但要在中国实现素质评价非常困难。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主要能做的还是积累经验，尤其是通过中考积累这方面经验。我个人认为这是所有高考改革中最后才加以考虑的一项。在中国现有的道德环境下，简单施行素质评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作为理想状态而言，素质评价显然又是合理的。要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就要等到中国诚信环境、道德环境非常完善的时候，需要多少年谁也不知道，这也是改革最难的部分。
30年“不作为”？
新民周刊：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屡屡提出，却又屡屡半途而废，原因何在。
杨东平：问题就在于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提出过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目标、路径和时间节点，30年来改革都是随机的，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政府也在研究，却迟迟没有出台，而且政府有一种主流声音：高考改革很重要，但是非常复杂，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还不如不改。
比如江苏高考改革，一动之后就是众说纷纭，好坏评价蜂拥而至，改革有很多风险。包括上海复旦、交大的改革，一旦发现有人滥竽充数或者其他问题，马上就会产生不良反响。所以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不改革往往是最好最安全的办法，不管社会压力多么大，高考制度已经被习惯被接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惰性思维是比较大的阻力。“虽然有缺点，但这是目前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声音的潜台词也是不作为。
新民周刊：用民间学者的身份来改变政府的态度，你对此乐观吗？
杨东平：我们希望这样一个民间方案自下而上地去推动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不同，我们这个方案期待在社会的评头论足下，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高考改革，参与改革讨论，为改革氛围加温。医疗改革已经有七八个方案了，为什么高考改革不能多几个方案呢？越来越多人来参与讨论，高考改革方案才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科学。我们就是要抛砖引玉，如果谁都不去推动，几十年后还会依然如此。
主管部门采取什么态度是我们没有办法左右的，我们只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的努力。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呼吁了多少年才建立起来，高考改革不追求一蹴而就，是水滴石穿的过程。但是我想拿出个方案对教育部多少会有触动，而且推动公共政策的改革，很重要的途径是影响舆论，影响公众，面对越来越强的改革压力下，有关部门会去思考，使高考改革能够提速。现在我们还在听取社会意见，来完善这个方案。而且可能会通过两会提案，让方案进入制度化渠道。
新民周刊：有人说高考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高考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你是否赞同这样的说法。
杨东平：不完全同意。最大的阻力应该说还是主管部门的顾虑太多，将不改革作为最安全的决策。但这些年来决策模式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教育部是刺激反映型模式，你说它没有改革吧，它也在慢慢改，也在根据社会压力和舆论做出调整，比如教育部今年就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的研究型大学招收本省学生不得超过30％，之前也取消了一些加分制度、保送制度，但是都没有按照制度改革的方式来做，没有确立一个制度改革的时间表、目标、价值等。
新民周刊：教育部没有意识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吗？
杨东平：教育部2年前成立了若干个工作组，其中就有个小组专门调研高考改革，也就是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部最后的高考改革方案可能就会是从那里拿，但2005年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改革方案，我也不太知道我们的方案是否会加速他们方案的出台。
民间和官方的较量？
新民周刊：有人说你这是民间学者和官方话语权的博弈。
杨东平：说博弈有点严重，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博弈的能力，双方不是平等的，我们只能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发出一些声音。这不是一种所谓主体之间的较量，完全还没有到这一步。
高考制度改革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也没有设想过建议一出来就马上会被接受。尽管方案不见得能影响现在的教育主管者，但是可能影响潜在的管理群体，我们需要传播改革的理念，要影响这些潜在者，比如各地的教育官员、大学校长，有些人可能就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帮助和启示，用他们的权力推行改革。就算是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人关注高考改革。
新民周刊：改革方案出来后有没有人响应？
杨东平：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比较多的是博客上对我个人的评价和网民对方案的评价。有些比较消极悲观，博客里很多留言都认为方案不可行。我个人认为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常不激进的，是很稳妥的一个方案，绝大多数的意见如果要做现在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耳目一新、标新立异的。所有的做法是教育部原来就尝试过的，有些是国外普遍施行的，应该说是比较现成的，也是相对成熟的方案，这些内容作为理论探讨的话是有高度共识的，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它。
但是我们关心的是高考改革方案什么时候能提到国家议事日程，安排出具体的操作程序，这点谁也不知道了。
新民周刊：为了方案能够施行，你是否在改革内容方面做了妥协和退让？
杨东平：这倒也没有。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要一步步走，走20年没关系，走30年也没关系，但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时间节点，什么时间段要达到怎样一个效果。就怕现在这种因人而异的改革模式，一个管理者决定使用这个改革模式，换了个人又觉得不好再改回来，改来改去没有系统规划，随意性太大。
建国后的教育至今也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那套模式。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在经济领域已经有所新的改革，但在教育还是按照五六十年代的模式在管理教育。
高考制度相对而言是个比较基础的制度，专业性很强的制度，大家缅怀1977年高考改革时，都会提到邓小平的个人作用，如果不是他的坚持，1977年的高考改革可能还要等上若干年。今天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需要魄力来推进改革，不然我们的改革只能被不断地延误。（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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