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四川省范围内凡寄往纪检部门的普通信件，从8月1日起都可以免邮资。此举是为了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初步估算，纪检部门一年将为此支付邮资约2万元。（《成都商报》7月31日）
像政府利用利率杠杆调节股市一样，利率微调对股民的影响虽然很小，但起码传达了一种政府姿态。
8毛钱的邮资虽然微不足道，却表达了纪委鼓励公民举报和检举的态度。但是，邮资免费就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反腐斗争的积极性吗？
知公民者谓公民心忧，不知公民者谓公民何求！寄望免点儿邮资就能调动公民反贪积极性，未免低估了公民的权利感和道义感。在反腐败这个公共问题上，老百姓不是一个惟利是图、为一点小利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而是理性的政治人。他们深知腐败损害的是与每个人利益相关的公益，腐败中有自己的一分纳税。所以每个公民有着天然的权利意识和利益本能去反贪和检举，无须某种外在的利益刺激。
前段时间，央视和某网站联手举行过一次“征集各地豪华楼堂馆所图片”活动，鼓励各地网友曝光当地豪华政府超标楼堂。这个活动一展开，就得到了网友的热烈回应，短短一周网友就张贴了无数张本地豪华楼所照片。这种井喷的举报热情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公民在监督公权和反腐上有着强烈的渴求，现在缺少的只是安全、有效、自主的监督和举报通道。
当下妨碍公民行使举报、检举、监督等公民权利的，与邮资之类的蝇头小利毫无关系，而是公民在举报反贪上缺乏主导权。想像一下举报本地地税腐败的辽宁公民李文娟，一个公民为了举报与自己私益无关的腐败，连丢命都不惧怕，怎么会在乎几毛钱邮资？还有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举报慕马的周伟等等，谁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过？
公民的举报热情下降，缺乏检举积极性，关键在于制度。既有的反腐，主要是纪委和政府主导的，由更高权力反较低权力的腐、大官治小官的贪、上级查处下级，纪委部门是反腐的主导者，而公民仅仅处于积极举报、提供线索这种参与性从属地位。发现线索，然后向上级部门或纪委写信、打电话甚至实名举报，然后被动地等待上级的调查、核实和惩处，主动权都掌握在上级手中。这种主导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反腐，并不利于公民反腐败。一方面，公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有关部门会不会认真看举报信，看了举报信会不会查处，会不会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会不会给被举报者通风报信，查处会不会严格依法，这些举报者都无从把握，只能被动地看别人脸色和行动，被动地期待反腐部门的清正廉洁。另一方面，公民很容易陷于危险境地，一来因为这时候举报者往往是孤身作战，无力与其他公民联合；二来因为举报信常会落到被举报者手中，报复在黑暗中等着自己。
笔者认为，“检举信免费”是一个善政，表达了纪委鼓励反贪的姿态，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公民反贪成本。如果将其上升到“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反腐斗争的积极性”，却显高调与夸张，遮蔽了公民举报冷漠的根本原因，也低估了公民的道义感。由此想到政府的许多反腐举措，本身是好的，如反腐游戏、廉政短信、廉政扑克、廉政警句等等，但为什么一出台就激起时评家的炮轰和公众的反感呢？就在于其不顾现实地对这些“反腐小创意”的意义无限拔高，又是上升到廉政建设的高度，又说可以极大地遏制贪欲，好像一个“小创意”，从此就可高枕无忧天下太平了。若真如此，早就没腐败可反了，我们还忙活什么？既然你如此无视现实约束地高估一种政策，不坦承“反腐小创意”的局限性，公众当然会顺着你的高调，以理想的标准苛求政府政策。
所以，如果不能治本，出台这类反腐创意时还是低调一点好，坦承局限性，坦陈制度的不足，宁可高估政策的强大阻力，低估政策的效果，也比唱高调好。这样，才能封住时评家那张苛刻、尖锐的嘴，营造出一个合作治理而不是内耗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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