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关系调查：计划生育使性与生殖分离(图)

��[提要]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最近公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调查结果：调查问题则涉及婚外情、性取向等个人隐私。主持调查的潘绥铭教授表示最近六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性革命，中国已进入性和生殖分离的阶段。

7月30日，潘绥铭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资料图：中国发生性革命

　　中国人“性关系”调查：计划生育使性与生殖分离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性与生殖的分离

　　数据显示6年来中国发生了性革命

　　社区生活影响人的性行为

　　过去6年来，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上公布的调查结果，挑战了许多人的常识。潘绥铭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声称这正是社会学调查的价值所在。

　　全国6000多人参与了这次性调查，有效回答率位列世界第一，甚至包括穷山僻壤的老汉，胡同里的大妈。

调查问题则涉及婚外情、性取向等个人隐私。

　　为何那么多人愿意回答这些极为隐秘的性问题？说服这些陌生人走进访谈室，潘绥铭教授有何招数？

　　创新思维指导潘绥铭团队探访公民隐私

　　决不能到别人家中谈“性”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潘绥铭带领的团队不久前才完成这个项目，6010人参加了面对面的有效访谈调查，遍及全国。福特基金会为这个项目资助了160万元人民币，还专门请了一个调查公司来承担现场工作。

　　潘绥铭说：“我们的实际调查对象应该是7553人，应答率是79.6%，约有1500人不愿意来。不过这个应答率在全世界来说，可以排第一。”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容易。

　　第一个“秘诀”，是决不在家中访谈。中国现在大部分调查是入户调查，敲开对方家门，当场填写问卷。性调查用这种办法就不可能。

　　“当着你家人的面，问你有没有性伴侣，你会告诉我吗？”这个调查的保密性占第一位。

　　把访谈对象邀请到调查室来，是最大的工作。潘绥铭说他们的工作人员主要精力用来做这个。有些人不愿意来，倒不是因为调查内容与性有关，而是现在的人太忙了。

　　当然必须先跟对方说明，这个调查是有关什么的。有些农村人听不懂，就说是夫妻生活，对方也就明白了。

　　调查人员一般是中年人

　　调查人员都经过专门的培训，一般是中年人。年纪稍大一些，会给人一种可靠感。年轻人就显得有些不合适——一个20岁的调查者，去问一个40岁的人关于性的问题，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轻视。“他会觉得，你一个20岁的人知道什么呀!”

　　中年人也比较礼貌，容易理解人。在潘教授看来，“现在不讲礼貌的多是年轻人，中年人至少说话比较客气。”

　　态度最关键。平等待人，在社会调查中是最起码的一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被教育这一点。“什么是社会调查？就是求爷爷告奶奶，把这一条给我记住。人家没有任何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你去了是给人家添麻烦的。哪怕你给人家小礼物，给人家一点儿钱，但人家需要吗？”

　　这次调查会付一些报酬，一般20元左右。不过潘绥铭表示这仅仅代表感谢，他否认这对吸引调查对象有多大作用。“在北京给你20元钱，问你的性生活，你会到我们的访谈室来吗？”

　　绝不能上去就说“请你配合”之类的话。凭什么配合你啊？“很多社会调查都犯这个错误，跟人家说话的时候，盛气凌人，居高临下，那肯定玩完。你想做调查那是你的事儿，跟我没任何关系，我没有义务给你打工，我有选择权。”

　　在潘绥铭看来，一颗感恩之心很重要，“人家告诉你这么隐私的事，你应该感谢人家。不信你到大街上去问人试试，看谁理你。”

　　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

　　这次性调查遍及全国，包括四川、陕西、宁夏等省区的一些偏远山区。比如四川阿坝地区一个较穷的县，就在这次调查被抽中。即便在这样的穷山僻壤中，人们对性调查的接受，也不成什么问题。

　　主要的困难来自另一个方面。这些农村人没有阅读习惯，不少人说自己初中毕业，但他们看电脑上的文字时，速度极其缓慢，一句话都能盯着看很久。而且常常对有些问题无法理解。这是让调查员们最费劲的一个难题。

　　从2000年第一次调查之后，潘绥铭就有一个感觉，中国人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保守。关键是采用一种让人舒服的方式，让人在一种安全的环境下接受调查。要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下，去问那些隐私问题，人家当然不理你。

　　中国人讲情面，一对一调查，被调查对象抹不下脸来拒绝，这个特点也帮了潘绥铭大忙。“尤其是农民，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拒绝你。看你都那么大老远的来了，费劲说了这么半天，要还不去，他会觉得不好意思。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上层人才不理你呢——我凭什么回答你这些问题？”

　　虽然没有分开计算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数据，不过给潘绥铭留下的印象就是：农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

　　陌生人反而最替你保密

　　上门动员的是组长，但调查员肯定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一个被调查对象一旦进了访谈室，一定要保证他面对的完全是陌生人，从没见过面。这样他才能放心作答。

　　火车上人们更容易畅所欲言的现象，就能说明问题。第一，从来也不认识；第二，今后永远也碰不着——下了车大家各奔东西，再也不会见面。这是人们在火车上敢说话的两个最关键因素。

　　潘绥铭教授说，“很多人认为，知心朋友是最保密的，错了!夫妻之间都不说真话，别说朋友了。陌生人之间，反而是最保密的。”

　　封闭空间，访谈室，只有两个人。这些安排都是出于保密考虑。“一切社会调查，你判断它好不好，就是看它有没有替对方着想。所有失败的调查，都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从来不想让人家更舒服，更保密，更有可能来回答你。我们想的一切办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如何让人家更愿意来答。”

　　但是，非要调查对象到访谈室来，对方可能就不愿意来了。潘绥铭他们宁可损失这个访谈对象。

　　再有，一对一的访谈，一定是同性别的人。这类话题，男的还有可能给女的说，但女的绝不可能给男的说。有些问题，夫妻之间都不说，怎么可能给你说？同性别至少少了一个障碍。

　　笔记本电脑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

　　潘绥铭教授再三向记者强调，他们完全使用笔记本电脑操作。

　　电脑更容易让人说真话。一个机器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这种安全性，远远超过面对一个人，哪怕是你的朋友。

　　“目前国内还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2000年时，我们在中国是第一次，现在应该也有其他人也这样做了，但我还不知道。”

　　好在现在见过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即便在那些偏僻的农村，人们没看到过，也至少听说过电脑。而且刚开始的第一部分的问题不敏感，比如问你上过学没有。调查员跟访谈对象坐在一起来回答，告诉他怎样操作，怎样按数字键，起一个简短培训的作用。

　　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会跳出一个对话框，提示这之后都是性问题。这时，调查员就坐到对面去。笔记本电脑的盖一掀开，挡住调查员的视线。按什么键，调查员不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细节考虑。

　　被调查者眉头紧蹙，可能是有些问题看不懂，调查员要观察对方的表情，随时提供帮助。如果对方按得太快，可能是不认真，调查员要稍作提醒。

　　很多很敏感的词，调查员也说不出口。就算能说出来，人家还不爱听呢。你凭什么给人说这个？中国人一贯的特点就是许做不许说。也不能听，听上去那是脏话。潘绥铭笑着说，“你找个最熟的人去问他：你昨晚上干了几回？看他理不理你!”

　　记者在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看到了这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性关系包括性交(同房、做爱)；也包括用手、用口刺激生殖器；还包括发生在相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性生活。你有过性关系吗？”等等。

　　把这些问题转到电脑里以后，就变成文字了。有的调查对象对屏幕看着看着，就偷偷乐了，怎么还问这种问题？但还是一一在电脑上回答了。

　　网上调查根本没意义

　　全世界的性调查很多，比如海蒂和金西的性调查，在大众中很有名，但在学术界并不重视。因为海蒂和金西都不是随机抽样，没有什么代表性。潘绥铭说，网上调查就跟海蒂和金西的调查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网上调查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个百分比是谁的百分比，网上调查能说清楚吗？分母没法确定。分母是网民吗？是什么样的网民？你永远也说不清楚。”

　　而潘绥铭他们的这个调查对象，是中国所有20到60岁的成年公民，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一套复杂的抽样，然后统计百分之多少的人做过什么事，这个分母是确定的。

　　不光是性调查，网上所有调查，如果不做抽样的话，最后回答的，可能大多是一些好事之徒。或者都是有这种事的人，或者都是没这种事的人。总之，你不知道分母是谁。

　　“那这个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潘绥铭反问到。

　　话虽如此说，潘绥铭最近还是把这次调查的内容挂到了网上。他说，社会学家都知道网上调查和现实调查差别很大，自己就是要验证一下到底差在哪里？他希望能给网上调查提供一个参考系数。以后所有的网络调查，可以用这个系数来校正。青年周末

·中国性革命会使社会道德沦陷吗？

正方 反方 是的，经历了几十年对私生活的讳莫如深后，“卧室中的自由”在中国成为了新奇概念。由于个人生活方式不再被干预，再加上无所不在的西方性观念的冲击，中国人似乎在性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不是，我国新一代独生子女已经不太可能再生育多子女了，因此性和生殖分离是必然，新的性观念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因素。性革命是全世界的趋势，和道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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