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关系调查：计划生育使性与生殖分离(图)

　　计划生育对“中国性革命”影响最大

　　青年周末：这个项目，你在2000年做过一次，这次有什么不同？

　　潘绥铭：最大的成果是做了一次性的历史对比。

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像美国著名的金西和海蒂，都没做过这样的对比。做这个对比，就是在6年时间之内，看看中国在性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变化。

　　青年周末：你在这次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性革命已经成功”。网民有一些怀疑，觉得你这说法纯粹是耸人听闻。

　　潘绥铭：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一般大众不研究这个，自然不了解。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专业不同的问题。

　　青年周末：它跟西方国家的性革命一样吗？

　　潘绥铭：不一样。有一些共同点，但差异性更大。中国性革命最根本的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性和生殖的分离。在这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法跟中国比。因为他们没这个政策。

　　还有另外一点是社会控制的变化，现在个人在私生活领域的自由，跟20年前相比是巨大扩展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一段时期，大家都不再管闲事了。用一句大白话来说，过去有一句口号：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眼睛还是雪亮的，但是不睁开了(大笑)。

　　青年周末：计划生育怎么会造成性革命呢，我不理解。

　　潘绥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它的后果到现在才真正显现出来。生殖和性的分离。就是它的后果。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进入了婚育期。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二十五六岁了，这个政策在性方面带来的影响，此时开始充分体现出来。

　　最大的变化就是，独生子女已经不太可能再生育多子女了。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他们可能还会再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吗？性和生殖的分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东西。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性革命。

　　现在是有规定，两个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但根据国家统计，占百分之五都不到。两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接受多子女的概念了。

　　性革命与道德无关

　　青年周末：你提到夫妻专偶之间，因为性行为方式多样化了，也导致了性革命。但一般人不把这种单一的专偶关系跟性革命联系到一起。它怎么能导致性革命呢？我有些难以理解。

　　潘绥铭：这太好理解了！过去是在性交，现在是在做爱。过去你像猪和狗一样过性生活，现在你像人一样过性生活，这还不叫革命啊？全世界的性革命，都包括性行为这一块，自然也包括夫妻间的性行为。

　　青年周末：你提出中国性革命，不少人就深感担忧，觉得社会道德沦陷了。

　　潘绥铭：性革命这个词说的是什么意思？短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叫革命。革命这个词不是政治词汇，而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价值观。就是看在短时期内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就说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这几年的现实不是这样的。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才称之为革命。至于你怎么评价它，认为它好还是坏，那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关键是要先把数字搞准确了，如果数字不对，你怎么评价都没用。

　　青年周末：你的意思是，性革命跟道德无关？

　　潘绥铭：当然跟道德无关了！全世界都这样。

　　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数据高的人

　　青年周末：你们的简报中提到，多性伴现象在2006年达到了25.3%，岂不是咱们这个社会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多性伴，有这么多吗？

　　潘绥铭：自从2000年到现在，你是第一个说它太多的人。2000年我们公布的数据是16.8%，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我所碰到的所有人都说这个数据太少了。这些年来，你还是第一个当着我面，说这个数太多的人。

　　青年周末：多性伴的企业家达到了43.9%，男性企业家则达到了68.4%，这个数据有这么高吗？

　　潘绥铭：你看你看，你又是第一个对我说这个数据高的人。我碰到的人都说低了。接受我们调查的企业家并不多，只有200多人。这个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不多，人数越少，这个百分比就越模糊，但至少说明它比其他人群多很多。

　　当然，统计数字出来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来研究它。一般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

　　社区影响人的性行为

　　青年周末：你们的一篇简报称，一个人所生活的社区，对他的性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潘绥铭：你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小环境，包括周围的街坊邻居，实际上对你个人的性生活会发生影响。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表面上看来是个人决定的事，但实际上不是，背后的原因太多了。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事情。

　　青年周末：这不好理解啊，一个人住在哪个小区，会影响他的性行为？

　　潘绥铭：要都好理解，那还要我们干什么？社会调查的一个意义就在这里，有些东西你事先可能完全没想到，但调查出来，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发现这个现象之后，我们只能开始研究它。

　　比如这个社区里，多伴侣的人多不多，离婚的人多不多。这些都有影响。但必须是真正的社区，中国很多是居委会，居委会跟社区的概念不一样。

　　社区之间也有等级差别。住在紫玉山庄的人，跟住回龙观的人，在性行为方面，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再比如，现在仍然住在胡同里，等着拆迁的人，这群人是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但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正在研究。

　　这就是社会调查的好处，得出了跟一般人的常识不一样的结果。你信哪个？你要是相信我们的调查，那就请你改变观念。

　　潘绥铭其人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问世，至今已有《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等多本专著出版，另有《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等三本译著问世。(记者 马军 吕家佐) 青年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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