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中村的变迁：从种菜到“种楼”(图)

城中村

石牌村里的握手楼

　　专家郑孟煊：

　　石牌人摸对了进城路子

　　2003年春天，广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搬进来了三名平凡而又意外的租客。他们年过七旬，两鬓染霜。他们入住城中村，不是为进城打一份工，而是为了走进石牌村石牌人。

　　他们是清远市委党校退休教授郑孟煊、广东省社科院退休教授黄绍汪和肇庆党校退休副教授彭文深。在天河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三位学者在两年多时间里，一直租居在石牌村球记饼屋二楼一间“没有窗户、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小屋里，进行第一手的社会调查。

　　8月1日上午，郑孟煊老人在提到石牌村前世今生时，深有感慨：在城市化过程中，石牌村摸对了一条由农进城的路，值得其他城市城中村借鉴。

　　记：你如何看待石牌村的城市化过程？

　　郑：作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石牌村不可能大规模工业化，也不再可能进行传统农耕，石牌人选择了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形象来说，就是从种稻到种楼，直接搞物业经营；以及村集体经济很早便开始摸索成立股份制经济，保证了以后村民每年分红；在村企业的管理模式上，也较早实现了企业化管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验。石牌村的城市化路径，应该说是自觉自发找对了路子。

　　记：被征地的农民一下子洗脚上岸，是不是像村外人所说多半成了“二世祖”？

　　郑：1985年前后，由于国家放开了统购统销，当时位于广州主城区3公里左右的石牌村，早已不种水稻改种菜的村民们也乐得不行。他们称那段时间也是一段黄金时期，村人一天卖菜的收入，就可以买到一部当年的奢侈品自行车。1995年前后，村里土地全部征完后，村集体靠征地补偿款和一部分村留地，搞起了股份制经济；村民也利用自留地大建握手楼，从租房中获益。总体上看，城市化让城中村村民受益较多。但另一方面，他们利益也受到了损害。失地后，村里40岁左右的壮劳力，一度有50％的人失业。他们没文化、素质不高，也有很强的失落情绪。

　　记：在外省务工者眼里，他们很富有，难道也是弱势群体？

　　郑：某个层面，作为地头龙的他们，实际上也是弱势群体。比如村里的石牌小学，都围入城中几十年了，政府没有配套公共教育，还得村里来修；石牌村中的村公路，也是村里出钱修的，以及村民的水电、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各种福利等，他们也是欠缺的，必须由村集体自付。调查时，就常听到石牌村中人诉苦，说他们也经常受城里人歧视。当然，总体上城市化让他们受益。

　　幸福像　花儿一样

　　“洗脚上田”后石牌村民生活发生飞跃，房屋租金撑起富足生活

　　1945年出生的董鼎诰，记得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肉吃”。

　　1980年出生的董伟聪年幼时家境不宽裕，那时“一个月下来，白瓜、苦瓜、节瓜吃得都怕了”。

　　“洗脚上田”后，石牌村民的生活有很大的飞跃，现在人人的日子都像花儿一样幸福。1988年出生的王曼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广州城市人。“记忆中，从来没有吃不饱的日子，肉也是天天有得吃”。

　　她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

　　老石牌人董伯。

　　“现在终于真正退休了”

　　62岁的董鼎诰每月房租和分红约有3000元，这是他的退休金

　　吃猪肉：一年一次

　　1945年，董鼎诰出生在石牌村一个农民的家庭。他从很小就要帮人放牛，每年赚取一箩筐的谷（相当于50斤）帮补家计。“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肉吃，小孩才能穿新衣”。年幼的董鼎诰看到肥猪肉，口水都能流下来。拿到一个两分钱的红包，小孩子就能高兴好几天。

　　11岁半时，董鼎诰的两个哥哥就辍学工作。他们“一般每月工资在4元左右，最多的也只有十多块”。董鼎诰的弟弟也是读到5年级，就没有再读。

　　吃猪肉：一周三四次

　　1980年，石牌村试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村民所种的蔬菜完成国家任务后，超额部分可自行处理。1984年11月，广州市取消蔬菜上市任务，实行自由议价销售。董鼎诰们的工作热情高涨，收菜时节他和妻子可以没日没夜地工作。

　　凌晨四五点，董鼎诰的老婆把收好的菜运到广州城里去卖。等老婆卖完菜回来，他就会起床，和她一起重新播种，再开始新一轮的耕作。“那时生活真的好起来了，因为卖菜的钱能进自己的口袋”，董鼎诰每个星期起码能吃上三四次肉。

　　随着城市的扩展，石牌的土地陆续被征用。1997年，家里的五层楼房落成了，一层用于自住，其他四层拿去放租，种了大半辈子地的董鼎诰“洗脚上田”。

　　吃猪肉：每天都吃

　　早上6点半起床，62岁的石牌村民董鼎诰在家看新闻。然后，他出门喝早茶、聊天，消磨到8点多，再到市场买菜，回家做午饭。

　　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如果心情不错，起床后会去村里的老人院。

　　老村民在那里打麻将、玩扑克，董鼎诰喜欢聊天或下象棋。下午四五点，如果儿子打电话说回家吃饭，他就会提早离开，回家弄饭。

　　种了大半辈子地的董鼎诰安享晚年，房租和每个季度两千元左右的分红就是他的“退休金”，每个月大概有3000元。董鼎诰笑着说，“现在，终于是真正退休了。”

　　上班是他的一种追求

　　不愿只靠房租生活，27岁的董伟聪感慨找工作太难了

　　瓜菜都吃怕了

　　1980年出生的董伟聪是家中唯一男孩，5岁多时就被妈妈用箩筐装着，骑十多分钟自行车到地里干活。“当时不喜欢放假，放假就要三四点起床，帮家里干农活。”

　　妈妈把摘好的菜拿去卖，他和爸爸就把留在地里的菜头挖掉，“家里并不富裕，虽然不至于吃不饱，但饭桌上大部分时间都只有青菜”，董伟聪说，“一个月下来，白瓜、苦瓜、节瓜吃得都怕了。”

　　靠房租就能养活

　　1992年，瓦盖房推倒，董伟聪家盖了一栋5层小楼。第二年，董伟聪上初中，“当时十分贪玩，偶尔逃课打游戏机、踢球，还会偷家里的番薯、芋头和同学一起烤着吃”，董伟聪表示，因为没有心思读书，读完初中就没再读了。

　　1996年，家里的田地都被征用完毕，父母又把5层的小楼推倒，用补偿款和借钱的方式，建了7层的高楼，其中六层用于出租。

　　“建楼花了40多万，其中将近一半是借的，后来用房租一点点还”，董伟聪说，如今家里靠房租就能养活。

　　找工作真是太难了

　　经济宽裕了，但父母一定要他找点事做。因为学历的问题，董伟聪最终只能去帮当环卫工的伯娘干活。伯娘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还要把一半给他，董伟聪觉得不是滋味。做了两个月，他去学电工。17岁时，还考上了成人高中。读了两年半，高中就要毕业时，他找到了保安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后来还考了车牌。“找工作真是太难了”，董伟聪做这么多，都是为了找一份工作。

　　2001年，石牌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招聘。董伟聪通过了7月份的试工，10月份正式入职。“现在工作也挺辛苦的，但和种地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对于27岁的董伟聪来说，石牌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管理员的工作得来不易。虽然家里有房租收入，但上班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追求”。

　　黄利国

　　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城市人

　　19岁的王曼莹从未下过田，最向往在大学城读书和生活

　　小时候，石牌村里还有大片的田地，但1988年出生的王曼莹从来不需要下田，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广州城市人。“记忆中，从来没有吃不饱的日子，肉也是天天有得吃”，她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

　　她的母亲是石牌村人，爸爸则是外地人，王曼莹从小在石牌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和舅舅、阿姨还有婆婆住在一起。

　　跟大部分的石牌人一样，王曼莹小学也选在了石牌小学读书。二年级时，爸爸就买来电脑，“基本没人会用，大部分时间都是装饰”，而当时电脑价格不菲，都是“万万声”。

　　读初中时，家中的田地都被征用完了，三层的小楼也被推倒重建。王曼莹一家盖了一栋5层楼的房子，一层自住，四层出租。家中用于摆设的电脑，也被更新成“视窗”系列的电脑，她学会了上网聊天。零用钱也从小学时代的几块钱，飞跃到现在每月200元，而过年的利市钱也有将近两千元。

　　王曼莹最喜欢放假。上学时，家人不许她和朋友外出，可一到假期，禁令就会松绑。“逛街、唱K，大部分女孩子喜爱的活动，我都喜欢。”

　　王曼莹虽然不太爱追求名牌，可也不希望自己太“outdate”。

　　高考结束后，王曼莹一直在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最希望就是能考到华师或是广大”。今年18岁的她，十分向往在大学城读书和生活。

　　开间水边吧　混在石牌村

　　黄利国（江南藜果），浙江人，广州唯一戏剧酒吧“水边吧”吧主。1987年到暨大读硕士，1990年入媒体工作，入住石牌村。1995－1996年开办两间水边吧，1998年辞职，在石牌街开第三间水边吧，开始试验戏剧和行为艺术等，2002年实施行为艺术《杀鸡》、《广州，又名羊城》。

　　20年前，他们在石牌学狗叫。

　　10年前，他用记录片录狗叫。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黄利国搬出石牌村，又搬回石牌村。

　　2002年，有媒体报道石牌街要拆迁。黄利国把大篇幅的报道粘贴在硬纸板上，然后带着硬纸板在石牌村里面四处巡游。他把硬纸板放在石牌村的牌坊前、被村里小孩举着，然后一一拍照纪念。没拍几张，治安人员就把他请到工作室谈话。

　　今天，他还是住在石牌村。外面的世界不断改变，酒吧里用做装饰的电线杆还是倚在原来的角落。黄利国还是呆在石牌，窝在水边吧。

 　 从不打招呼的邻居

　　水边吧50米外就是石牌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黄利国包租了一层，自己选了最大的房间，将剩下的两间房转租。房东知道他有一间酒吧，是“上过电视的文人”。附近的街坊可能认得他，大黑框眼镜，瘦削凹陷的脸颊，“但从不打招呼”。

　　每天上午7点钟，黄利国从握手楼出发，沿着繁华的石牌东路走几分钟，到暨南花园的门口练太极。这是2003年中风后养成的习惯。将近9点，他就窝进水边吧，对着电脑敲敲打打，整理博客，或是在QQ群里招募演剧的志愿者，和朋友商讨剧本、抽象的艺术策划。吧里面的世界跟吧外面熙熙攘攘的石牌街很少交集。

　　他每天都在石牌村和水边吧的两点一线穿行，感觉身边嘈杂的人群、密密麻麻的灯箱广告“就像空气和泥土一样自然”。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他在广州兜兜转转，搬出石牌村，又搬回石牌村。这一次，石牌村真要拆了，黄利国不着急，“那也是两三年后的事情，我就住在这里，想拍石牌村”。

　　20年前：学狗叫

　　1987年，25岁的黄利国留着长发从浙江台州来暨南大学读新闻。那会儿，石牌没现在大，楼没现在高，路两边全是绿色的田地和水塘。

　　毕业后，他在广东省侨务办公室的下属单位找到一份编导工作，月薪250元。随后，搬进了石牌村的出租屋。那间屋子只有8平方米大小，月租100元，房东是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每天，黄利国一回家就把门关起来，大家互不来往。

　　石牌东路和石牌西路虽然还只是田埂小道，但外地人很多，本地青年也喜欢出租屋里的自由。黄利国喜欢跟一群朋友跑到校友租住的房子里玩。

　　那间房子有一个大阳台，还有电视机、电冰箱和一台好音响。他们听崔健和罗大佑，听披头士、比吉斯。白天昏睡、吃方便面，晚上听歌、读书、瞎扯、编排各人的黄色笑话、喝酒。

　　要不，就是甩酒瓶、学狗叫。

　　那间出租屋的主人先学狗叫，接着，楼下附近的狗也跟着叫，然后，再远些的狗也叫了，过不多时，石牌村的狗就会吠成一片……

　　10年前：录狗叫

　　1995年，黄利国在天河立交的五星级厕所旁开了第一间“水边吧”。生意很兴旺。1996年，他在天河中学的围墙边开了第二间。

　　那一年，他在水边吧结识了拍记录片的朋友红冰。红冰想用拍摄的手段记录石牌村的现状。于是就开始拍了。那天，清晨5点，天色朦朦胧胧。他和红冰把机器架在顶楼上，拍石牌村的全景。镜头缓慢地摇了360度，花了10几分钟，录下了石牌村的狗叫。

　　天微微亮，录下了路灯下踅过墙角的两条狗、收集垃圾的清洁工、还有出村的两名外国男人。上午7点半至8点半，村口的牌坊外，拍下石牌村里涌出来的面孔。傍晚，机器再把涌回村子里的背影收录。

　　村里的老人拒绝镜头转向祠堂。他们录了原住村民的家，还有石牌村发廊店里的嬉笑声，还有当时住在石牌的著名音乐人王磊。中午时分，25岁的王磊睡眼惺忪，穿着底裤下楼开门。镜头跟着他，拍他的屋子、乐器、电视、酒瓶……拍他新创作的《石牌村》歌词。

　　外来女婿怕见家长

　　黄晓棠，普宁人，1979年出生。2000年，来到广州打工。2004年8月，他被石牌村朝阳社区出租屋管理中心聘为责任区管理员。

　　2005年3月，黄晓棠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石牌村人池柳华。1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黄晓棠搬进村里居住，成为一名“石牌女婿”。7月31日晚，“大石牌食坊”，79岁的石牌村村民池爷爷与60多位家族成员欢聚一堂。外孙女黄钰滢弥月之喜，女儿池柳华与女婿“外乡人”黄晓棠摆下满月酒庆贺。

　　买衣服

　　28岁的黄晓棠是普宁人。7年前，他来到广州打工。

　　2004年8月，他应聘到石牌村朝阳社区出租屋管理中心，当上一名责任区管理员。半年后，2005年3月，池柳华也被调到出管中心工作。“同事之间经常有聚会嘛，打羽毛球、篮球、烧烤……”虽然不在同一个办公室，但黄晓棠与池柳华几乎天天见面。

　　相处了三四个月，黄晓棠认定池柳华就是自己要找的“她”。第一次邀约心仪的女孩子。他试着“请教”池柳华，下班后能否借她的“眼光”帮自己挑几件新衣服。池柳华一口答应了。

　　“几圈逛下来，我自己的衣服没买成，倒送了条运动裤给她。”窃喜之余，黄晓棠“得寸进尺”地邀池柳华一块吃晚饭，并自告奋勇亲自掌勺。

　　两人在菜市场买好菜，回到黄晓棠的出租屋。黄晓棠做了3菜1汤，有鱼、有肉，还有青菜。不过，他没有鲁莽地表白。池柳华留下了好印象。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下了班，会一起逛逛，或约吃西餐浪漫浪漫。

　　外乡人

　　池姓是石牌村的三大姓氏之一，池柳华一家已是四代同堂。

　　“到齐了的话，估计要超过70人。”与大家族结合，黄晓棠最初担心“难相处”。毕竟自己还是个外乡人。住久了，他发现，石牌村人还留了一些乡里人的豪爽、好客和团结。

　　2005年，黄晓棠第一次“见家长”，不过是随同事一大群人到池家聚会烧烤。那年中秋节，黄晓棠头一回单独到池家做客。当时两人已开始拍拖。

　　2006年，黄晓棠和拍拖1年的池柳华正式结为夫妻，并搬进村里与岳父岳母同住。

　　“我现在已经很习惯这里的生活了，有时和阿华一家人出去吃饭，一坐下来起码3桌人，有老有小，很热闹，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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