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立足自身情况的同时要有前瞻性
本报记者 陈煜儒
中国空间法学会8月2日至3日在北京组织举办了中国空间立法和国际条约研讨会，主要研讨了我国空间立法的必要性、立法模式和如何使我国空间立法内容与国际条约接轨等问题。
据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公法研究所所长、空间法学会理事李居迁博士介绍，我国的空间技术发展很快，空间活动也越来越频繁，然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空间立法落后于空间技术的发展。在神州五号、六号飞船发射成功后，中国更加需要有一部国家法来规范有关的空间活动。
我国的空间立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李居迁博士表示，我们的国内立法，一方面要考虑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还要具体考虑我国的情况。第一，从国际条约方面看，由于我国已经是除了月球协定以外的其他4项国际条约的缔约国，所以，国内立法不能够与我国缔结的条约中规定的义务相冲突。当然，条约中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内容，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在国内立法中作出清楚的规定。
第二，从目前空间大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法律规定来看，各有特点。俄罗斯的立法框架是有一部空间活动母法，然后其他法律、法令、行业规章等与之形成系统化的整体。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原则清楚、框架体系明晰，但缺点是灵活性不足。美国则是根据具体需要通过有关规定，既有一般性规定，如早期1958年的航天与空间法；又有涉及具体问题、相关部门法的规定，如空间科学信息获取法则、商法体系中的空间商业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中空间活动的发明专利规定、联邦采购供应条例中的相关规定等。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全面、详尽，适应性强；缺点是过于庞杂，短时间内难以学习借鉴。就我国而言，空间活动涉及的部门、机构很多，规章、制度、命令也为数不少，马上立一部全面、详尽的法律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国立法借鉴俄罗斯联邦的模式较为适宜。近些年来，我国的立法经验一般是先有较为原则性的规定，详尽的规则根据情况的发展再进一步细化。这样的方式在空间立法中同样可以采用。
第三，我国空间立法既要立足于自身的情况，又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立足于自身情况，就是根据我国目前空间活动各个部门的分工和职责，做出便于操作、衔接合理、管理有效的规定，不宜照搬别国模式。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就是不能只规定现在已有的情况，还要考虑将来的发展趋势和新的问题，例如空间活动商业化、私人资本和活动主体的进入、空间技术转让等，从而避免频繁地修改法律规定。从立法技术上看，在做出具体规定的时候，对关键术语进行明确的界定，对暂时无法明确的问题授权相关部门予以规定，也是十分必要的。
据了解，自从上个世纪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以来，国际社会制定了约束空间活动的5项国际条约(《外空条约》、《营救协定》、《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月球协定》)，成为了国际空间法的主要依据。不仅如此，许多国家为了促进空间活动的发展，制定了许许多多的国内法。例如美国，早在1958年就制定了有关的法规，远远早于被称为“外空宪章”的1967年《外空条约》。
我国目前涉及规范空间活动的法律制度只有两个部门规章：《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和《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这与我国航天大国的身份太不相称。
中国空间法学会秘书长戚永亮向记者透露，目前国防科工委已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空间活动管理条例》的研究。
本报北京8月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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