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7日电 作家白先勇说只要和齐先生(台大外文系名誉教授齐邦媛)一见面，两人总是嘀嘀咕咕说个没完。台湾《联合报》的报道称，两位文学界的大老有说不完文学的相知惜，有说不完的对时代的感喟议论，还有那代人走过战乱而今回首望去的感怀。而白先勇更是自比“傻蜂恋秋花”。
她(齐邦媛)赞：《台北人》有早慧的冷静 每次读都有新感受
他(白先勇)叹：《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延续文学的一线香火
白先勇进行多年的《白崇禧传》、齐邦媛近年专注书写的回忆录，都投注了对父亲的爱。
当这对文坛知交聚首，说历史、谈文学、讲传承，教人看见那代知识分子关心的、行动的，是比自己更大更重要的事。
问：白先勇1960年与台大同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齐邦媛当时怎么看这批年轻人？
齐邦媛(以下简称齐)：写作是热忱，热忱是一个整体氛围的问题。他们当年办《现代文学》，我和殷张兰熙做笔会英文季刊译介台湾文学作品，都有好大的热忱；这个热忱在现在的台湾比较少了。
我1970年回到台大教书，(白先勇：我1963年到美国。)我跟先勇第一次见面，已经是1972年。1972年很有意思，笔会英文季刊开始，我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书评书目》创刊、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都在那年。
白先勇(以下简称白)：那是黄金岁月，我们都好年轻。那时候，文学对我们来说是大写的，是一种尊敬跟虔诚。这个态度我到今天都没改。
齐：我最近把你1971年初版的《台北人》又看一遍，真的不一样。50岁、60岁、80岁时看，都不一样。
白：我也在做功课，这两天都在看你编的《最后的黄埔》。
齐：这本书也是我多年心愿。我觉得《台北人》从各种角度写他当年所了解的各种初来台北时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性，有超越了他年龄的冷静。
先勇，其实你在那么年轻就已经说了很多清楚的话。我发现《孽子》写眷村写得非常之好，你讲讲你一个将军之子怎么写出勤务兵那样的题材？
白：(笑)从我父亲的副官，故事听得多了。《孽子》是《台北人》的延续，我写的大部分是被大历史筛选了到台湾来的这群人，他们的命运完全不能掌握。他们各种很特殊的心态，我可以理解。
齐姊，我写的时候，完全没任何象征寓意，现在回头看，怪了，好像在讲台湾的命运一样：最底层的台湾人的悲情、外省人的悲哀，结合起来的一本小说。
齐：这中间有些道理，你才20多岁，为什么写得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代文学》催稿！
你命好，欧阳子(以评论白的小说闻名)跟你有同样的思想高度，她看得懂，很快就能解释故事里没有呈现的事，她把你说不了的话都说了。
《台北人》能被一般人接受很重要，对来台湾的这些外省人，《台北人》是个发言。先勇，你《台北人》出得是时候，到现在有30年的好日子，而且有许多人研究，我相信会流传。“流传”很重要！
白：所以选本很要紧。如果没有《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很多古典文学经典就很难流传下来。齐先生，你曾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也很重要。
齐先生对台湾文学的爱惜、呵护的心情，很少人有了。她看文学的开放性，一方面当然是她的人生观、西洋文学理论的训练，还有她对台湾文学的“不了情”！台湾文学在当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浮起来，有如一线香火。
齐：会称为《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公立编译馆推出英译本，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发行，从1975到1992年，是美国大学了解台湾文学的重要素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王德威与我主编的台湾文学系列20本小说等，希望将来海外后代寻根时，是可以找到的记忆。
银发闪亮的齐邦媛总是这样挺直腰杆。同小区的老人看她在餐厅看书，探头一望：“哎哟，你看英文，你还看得见呀？”齐邦媛无奈：“我不喜欢人家用老来套在我身上。有的人不相信读书的自助力量，很早进入"残生"，能与他们谈什么？”
那些人并不知道，20多年前，齐邦媛车祸受重伤，疼痛难熬的时候，她是用默诵英诗保持心智清醒。她对文学充满热爱，她教授济慈的诗，《秋颂》写到初秋还有些花在开，傻蜜蜂以为夏天永远不会过去。她想，她就是那只傻蜜蜂，以为幸福可以永在。
齐邦媛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白先勇很懂。白先勇年少天才迸发时，就写下足以传世的代表作《台北人》，以及《孽子》、《纽约客》，向内深掘幽微人性，向外呼应时代趋向，手笔宏大。齐邦媛一直是看得到他的文学价值的知音。
及至白先勇近年投入《白崇禧传》书写，回首耙梳父亲走过的大时代，与齐邦媛关注的交集越深，越觉得许多“忧国忧民”的心情，只有对方才能畅所欲言。
谈父亲、说文学，两人有忧心，也有笑声朗朗。“我真的觉得，经历了一生的思考，一生的想念，最后，就是过路吧，可是《台北人》会留下来。”齐邦媛催着白先勇：“赶快给我写几个字！”
于是，白先勇在《台北人》扉页写下：“与齐先生对谈甚欢，值得纪念。”
(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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