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建房新机遇报道：高房价激起自建梦

个人合作建房走向何处？ 资料图

北京合作建房倡导者于凌罡 资料图

　　重庆合作建房：“空中楼阁”在迷雾中

　　编者按：

　　今年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1％，7月北京、重庆等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的幅度更加惊人，一些新楼开盘均价呈现出百分之几十的暴涨，开发商甚至开始了一次“攀涨”房价的“集体行动”，在开发商说自己的利润已经高到不好意思对外讲的同时，买房人哀呼“我已经绝望了”。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又开始对低价的“个人合作建房”寄予新的希望，希望它能够对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房地产开发体制有所突破。

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近日组织了对几个城市“个人合作建房”情况的采访报道，以期引起相关方面对“个人合作建房”所面临问题的关注。

　　合作建房新机遇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周雪松

　　8月2日，重庆市国土局内部一位人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透露，此前一直被张平看好的九龙园地块被另一家房地产公司竞得。“可以肯定的是拿到该地块的公司不是银润。”这位人士对记者如是表示。这意味着，此前有关重庆个人集资建房发起人张平成功拿地的报道可能是一条虚假消息。而与此同时，业界人士也对重庆个人集资建房的前景表示不容乐观。

　　“成功拿地”迷雾

　　7月下旬，有媒体报道：重庆个人合作建房发起人张平首次获地。报道并非来自一家媒体，但内容基本相似，报道称，重庆最近推出的九龙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2－3－1／02地块（下称九龙园地块）被重庆银润公司竞得。而银润公司正是张平发起成立的个人合作建房的实际载体。报道同时援引称，九龙园地块成交金额为2740万元，高出竞拍底价533万元。

　　针对这一消息，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深入展开了调查。7月31日，本报记者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惊人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重庆个人合作建房发起人张平并没有成功获得九龙园地块，入主该地块的开发商另有其人，但这位知情人士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

　　当天，记者联系到上述报道中较早接触到重庆市国土局某位官员的另一位知情人士，这位知情人士对此也是大吃一惊，不过，她还是对张平成功拿地深信不疑。

　　“银润在网上公布成功拿地是7月3日，无论是项目地址还是名称等内容都跟九龙园地块不谋而合。”这位知情人士说，惟一可以解释张平拿地失败的可能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怕被怀疑引火烧身，“因为九龙园地块公开拍卖日期是7月16日，而在这之前，银润方面就已经发出帖子称拿到地了。”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8月2日，记者登陆“银润重庆个人合作建房网”，也发现该网站提到一个项目——银润九龙花园合作建房项目，该帖除发布的日期定格在7月3日外，还详细介绍了地块项目坐落位置以及周边交通等情况。该项目地块位于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的中心位置，以轻轨车站为邻，公交线路四通八达，“该区域经多年的建设，周边配套设施十分完善，是一个非常适宜合作集资建房的好地方。”

　　当天，张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拿地成功与否”的问题始终不愿正面回答。“不好说的，很多人都在打电话问这个事情。”张平说。尽管记者一再追问，他始终守口如瓶。

　　“拿地过程有很多变数，即使是拿到土地，也要等相关的规划、立项等手续到手之后才算成功。”张平似乎对“拿地成功与否”这一问题讳莫如深，不过，他却为记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可能和有关公司合作。”张平表示。至此，重庆个人合作建房首次拿地仍是一片迷雾。

　　然而，8月2日，本报记者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消息显示，九龙园地块的买主并非是银润公司，而是另外一家房地产公司——重庆森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森柏公司）。当天，重庆市国土局内部一位人士对记者透露，九龙园地块原属工业用地，此次由工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并重新招拍挂，原土地使用者森柏公司顺利竞得了该地块。“可以肯定的是拿到该地块的公司不是银润。”这位人士也否定了此前个人集资建房者拿到土地的说法。

　　神秘“森柏”与“空中楼阁”

　　据了解，重庆个人合作建房发起者张平以前一直在建筑领域承包工程，今年初，张平在重庆发起个人合作建房倡议，随后成立了重庆银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专门运作此事。

　　从张平后来透露的消息分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银润并没有直接参与拿地，而是与其他房地产公司合作，共同或间接取得土地，果真如此，那么这家公司又会是谁呢？但是据记者了解，合作共同取得土地的这种可能性也基本被排除，因为从记者目前掌握的情况，银润公司并没有以合作者的身份进入九龙园地块招拍挂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没有出现在国土部门合作拿地的名单中。张平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间接拿地。

　　从公开的报道中记者发现，张平“钟情”九龙园地块已有相当时日，并且做了大量的准备和研究工作。包括取得土地后房屋建造方面的户型设计、配套设施以及未来售价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的筹划，户型设计确定为70％为50－9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20％为100－150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两卫，今年3月，张平对外透露的合作建房价格为1700元／平方米，这一价格比周边低30％—50％，后来，他又对上述价格做出了调整，称预计房价为2100元／平方米左右。

　　记者了解得知，九龙园地块规模并不大，宗地面积仅9574平方米，容积率为4，总建筑面积37338平方米。如前所述，用张平和银润方面自己的话说，该地块是一个“非常适宜合作集资建房”的地块，对资金的需求和压力也不是很大。分析人士指出，张平眼下面临的境况很可能是拿地受挫，因此转而谋求与取得土地的地产商合作。

　　8月2日上午，记者致电森柏公司负责人王宗渝，电话接通之后他首先询问了记者的身份，当记者如实将身份和采访意图和盘托出之后，王宗渝便匆匆挂断了电话。很显然，他对记者和合作建房话题十分敏感。记者后来再三拨打王宗渝的手机，每次电话一接通他便立即挂断，后来干脆不接。

　　尽管早些时候有消息说张平在重庆物色了多个合作建房项目，但除了其主推项目九龙花园项目外，其他项目近来也没有听说有什么进展。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设若张平笃志在九龙园地块上“试验”合作建房，他除了与森柏公司合作，别无选择。但从王宗渝那里，记者无法得知作为九龙园地块主人的森柏公司与张平是否有过接触或正在进行合作。重庆个人合作建房因此更加迷雾重重。

　　此外，记者进一步了解得知，森柏公司为重庆一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在重庆地产圈，森柏公司名不曾见经传，很多业内人士闻所未闻。森柏公司日常事务据说均由人称“老幺”的王宗渝负责，而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王宗渝的胞兄王宗柏。据悉王氏兄弟共三人，王宗柏同时也是重庆惠友集团法定代表人，重庆惠友集团主营业务为工程机械的代理销售，实际上，森柏公司只是重庆惠友集团旗下一子公司。

　　“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难，风险很大。”重庆阳光100副总经理苏建波认为，在当地，个人合作建房前景十分乐观，苏的观点在重庆业界具有一定代表性。

　　苏建波向记者表示，首先是个人合作建房拿地难，即使合作开发，也有很多的问题，拥有土地的一方一般都希望实现收益最大化，自然是房价卖得越高越好，并且没经验的开发商希望与专业机构合作，个人合作建房恰恰在这两方面都无法满足其愿望；其次，重庆房地产市场与全国其他市场相比，对项目开发的考验更加严酷，过去，像珠江、万达、阳光100等知名房地产开发商都曾经在项目开发方面败北或亏损过，最多仅做到盈亏平衡，虽然眼下重庆房价上涨对项目开发是一种利好，但对于个人合作建房来说，对成本的控制仍然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房地产是资金、关系、技术密集型行业，个人合作建房弄不好房子盖不起来，达不到比周围房价低很多的目标不说，甚至可能亏一大把。”苏建波说。

　　张平最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个人合作建房之所以至今没有成功的先例，原因在于它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们不想步人后尘，过分张扬。”这或许是张平不想透露项目进展和相关真相的原因。

　　在九龙园地块现场，自从去年春季租赁该地块上面厂房的一家三轮车厂搬迁后，便一直空置了下来。截止记者发稿时，这里厂房、办公及宿舍楼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动工的迹象。也就是说，目前，重庆个人合作建房仍是“空中楼阁”。

　　武汉合作建房：三年求索，破冰在即

　　合作建房新机遇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谢丽佳

　　“我们的合作建房有了新进展。”合作建房（武汉）联盟发起人连巨生近日兴奋地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目前有多个项目还在洽谈中，其中处于将军路的一个烂尾楼项目，接近启动阶段，只待原开发商与承建商善后事务处理完毕即可启动。

　　高房价激起自建梦

　　1999年，连巨生买下了一套住房，由于还贷和物业费压力太大，他在新房住了一年就将其出租。

　　“随后几年，武汉的住房价格更是一路飙升，周围好多人都跟我诉苦，抱怨房价太高，买房太难。住房问题逐渐升级为一个社会问题。”连巨生告诉记者，2003年于凌罡在北京率先发起个人合作建房联盟，当时他就想如果武汉有人发起合作建房，自己绝对参加。

　　“但是，等了好久都没人愿意站出来组织。”连巨生说，毕竟这是一个新事物，没有成功案例可循，所以也没人愿意挺身而出甘当“第一人”。

　　“既然都不愿意‘出头’，那我来吧！”就这样，2004年底，连巨生在武汉首次发起合作建房（武汉）联盟，踏上了漫漫求索路。

　　为了实现自己的合作建房梦想，连巨生辞掉了工作。三年的实践，碰壁无数。他将自己的合作建房道路总结为三个阶段：2004年底至2006年初，是初始混沌阶段，全凭一股子热情，乱闯乱碰；2006年中是总结经验教训阶段；2006年底至2007年是萌芽阶段，开始有方向和整体思路，对现实的认识逐渐变得清晰。

　　“联盟刚发起时，我就想着我们自己集资、拿地、建房，没想到每一个环节都步履维艰。”连巨生说，比如拿地，他首先想到的是竞拍。但是，拍出的价格之高让他始料未及。这条路自然行不通。

　　其后，他主动与开发商联系过，希望能够探索出合作的新路子。

　　“起初，开发商对我是十分敌视的，怕合作联盟跟他们竞争，抢了他们的市场。”连巨生说，经过几年的接触与沟通，开发商也意识到，合作建房只是为一部分中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是一种非主流的建房模式，并不会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威胁。所以，现在开发商的态度也日趋缓和，双方的合作也成为可能。

　　而对于敏感的资金问题，连巨生坦言，联盟会员也曾对其起产生过不信任，自己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过，通过这几年的交流与探索，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温州的委托拿地模式、深圳的收购已建项目模式等陆续取得成功，让会员对合作建房的信心更加坚定。与此同时，连巨生也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不少项目都在洽谈当中。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连巨生说，这些年来，他尝试过多种模式，比如在烂尾楼、老住宅改造等当中寻求机会，但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无疾而终。

　　“特别是位于武胜路的烂尾项目——金石大厦，差点就签合同了。”连巨生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由于其债权问题无法理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这次的将军路项目，是开发商主动联系我们的，双方的磋商已有半年之久。”连巨生说，该开发商的资金链出现了一点问题，希望和我们合作。其相关手续、债权都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这次有成功的可能。不过，开发商想卖个好价钱，我们当然要争取价格最低，目前双方正处于讨价还价阶段。

　　连巨生告诉记者，现在将军路周边的房价起价是每平米3800元，而这个项目谈下来后，每平米只要2000元左右，便宜不少。

　　与开发商合作尚属“练兵”

　　“个人合作建房组织与一些资金链出现问题的小开发商合作，确实是一条可行之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杨巧博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发商有土地和资质，合作建房者有资金，两者各取所需，完全有可能成功。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来打破僵局，以扩大合作建房的号召力，坚定合作建房者的信心，为将来走得更好、更远，打下良好的基础。”连巨生说，像将军路项目这样在合作建房初期与开发商合作，是取得成功的捷径。

　　但他坦言，自己把合作建房组织与开发商的合作，包括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等，视为一个练兵阶段。因为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愿意与合作建房组织合作的开发商往往是因暂时陷入困境的一时之需，没有多少开发商愿意与合作建房组织长期合作。开发商追求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而合作建房组织追求的目标是“利益”（房价）最小化。

　　“合作建房初期，在与开发商的多种合作模式当中，与其合作直接到土地市场上拍地的操作模式，还是应该尽量回避的。”连巨生特别指出，在武汉市中心的好位置地块，拍出的地价已经高达600－1000万元／亩，每平方米房屋地面价格已经达到3000元，加上建房成本和税费，建好后的房价与市场价差价不是十分明显。

　　武汉人均月收入只有1千元左右，按1：6国际购房标准公式，这样操作出来的房价，一般人也承受不起。加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需要时间和成例案例，所以前期一般不召集会员搞拍地合作建房。

　　“经过多方实地考察，我们发现武汉城郊结合部的闲置土地资源较丰富，也有些烂尾楼，价格比拍市区地便宜多了，因此，前期以与开发商合作为主要目标。”连巨生表示，武汉城乡结合部有不少土地在私人手里，这些人拿地的成本非常低，如果和他们商议买地，地价不会太高。

　　政策真空成“硬伤”

　　“如果将军路项目成功后，我可能会考虑在武汉城乡结合部，与一些有拆迁和改善住房条件需求的村民合作开发住房。”连巨生说，他们出地，我们集资、建房。

　　当记者质疑这样的房子就是政府明令禁止的小产权房时，连巨生表示，小产权房是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一条非常现实的方法。他希望政府能够看到这部分人群的住房需求，并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

　　“个人合作建房从2003年底出现至今已经四年了，国家至今未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连巨生直言，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对待个人合作建房的态度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他认为，有关方面始终都没有能力把房价调控稳定下来，就应该转换思路，跳出体制内调控无效的怪圈，学习引进国外个人合作建房的经验，采用国外广泛存在的个人合作建房模式，将地方政府手上过于集中的土地资源分散一部分给民间非盈利组织如个人合作建房组织，以便使其有能力和资源搞个人合作建房，多条腿走路，以便达到调控房价的目的，也有利于改善与民争利的形象。

　　而国内合作建房组织的现实情况却是，与国际个人合作建房组织全部走非盈利性组织牌照的“待遇”不同，其被迫负担名目繁多的商业税费，没有相应地位。

　　连巨生表示，长期不出台相应配套政策是一种过失和不作为，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给出相关的政策与资源支持。

　　资金安全有保证

　　“说实话，我也对合作建房有很大的兴趣。”杨巧告诉记者，撇开自己是房地产业研究人员的身份，她也是普通购房者，在房价高企的现实下，她也希望加入合作建房联盟，买到低价房。

　　但是她表示，在房子没有成形的前提下，自己不会贸然出资，对于合作建房形式下的资金安全问题，还是比较担心。

　　“资金问题既是会员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合作建房发起人最关心的事情。”连巨生表示，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在初期阶段回避拍地，从参与成形项目入手，逐步完善和获得经验，待市场心理成熟后，再介入拍地。

　　他介绍说，目前该联盟已经寻求到民生银行的合作，资金监管方案也已经设计出炉。除非有银行、出资会员、联盟三方的签字，否则不能动用资金。资金问题，会员们初始疑惧，现在已基本能够理解、接受。

　　而对于有人责难合作建房联盟收取法律服务费、管理费等，连巨生表示，收取3％的管理费，不是盈利，是管理成本和开支，这是全国合作建房联盟统一制定的“游戏规则”，与经济适用房的管理费标准相当。管理费用于组织运作、成本开支、人员工资、法律费用等合理必要的开支，是合理正当的。合作建房只接纳认可“游戏规则”的人，合作建房组织不会强求不接受此理念的人加入。

　　“那么，银行愿意为合作建房组织提供贷款支持吗？”杨巧告诉记者，据她了解武汉的银行目前在为开发商发放开发贷款方面十分谨慎，一般只对有信誉、优质的、合作过的老客户放贷，对新开发商基本不放贷。

　　“由于合作建房没有政策支持，银行确实不愿意为我们提供贷款，包括住房按揭贷款。”连巨生对此也表示十分无奈，好在此次洽谈的将军路项目，每套房都在60平米至80平米之间，平均每套房价格在15万元左右。不少会员想点办法，还是有能力一次付清的。其他无法一次付款的会员，我们现在还没找到行得通的贷款方法。只能在日后逐步摸索，看能不能借助企业向银行贷款，“曲线”房贷。

　　但是对于有声音质疑许多中低收入者无法将建房资金一步缴纳到位，参与合作建房者中不乏炒房人和房地产业内人士，连巨生则表示，任何新生事物都不是完美的，需要一个完善过程，这很正常。法律上有权利与义务均等原则的表述。想让个人或组织承担一份义务就要让其享受相应的权益。

　　他说，遗憾的是中国的个人合作建房组织至今都没有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一星半点的支持资源，更没有任何优惠。即使在调控房价无效的情况下，也没考虑过个人合作建房。甚至到全国两会上去要求政府制定一部“管”合作建房组织的法律、法规，至今都未能如愿。

　　因此从法理上说，中国的合作建房组织是没有法律义务去接受那些“非分要求”的，只要与一般的房地产公司那样对待交房款难以及炒房者、业内人士即为合法。

　　尽管如此，连巨生表示，中国的合作建房组织基于道德良知，还是没有忘记合作建房的宗旨——以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难为已任，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来识别炒房者、业内人士等问题。

　　“做这些人们所希望的只会增加成本的事情，从法律上说合作建房组织并无义务，只是出于道德高者的自律。”连巨生说，这就像学雷锋，不学雷锋的人，你无权指责他。学雷峰的人，学得不好的，学得不标准的，也不要在一旁指指点点说人家——因为人家没享受到相应的权益，自然也没这个法律义务。

　　“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有关部门应按国际上通行的非盈利组织模式释放必要的建房资源给个人合作建房组织，使其能获得与国际合作建房组织相同的待遇，以便有条件和资源为老百姓实现个人合作建房，并按国际通行做法将合作建房从商业地产中分离出来。以解目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连巨生表示，经过几年的曲曲折折，联盟的会员目前已有700多名，合作建房的思路也逐渐明朗。万事俱备，只欠“政策”这股东风。

　　杭州合作建房：失败在政策

　　合作建房新机遇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王小霞

　　近几年个人合作建房行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操作成功的城市并不是很多，但响应者的版图却已然扩展到全国范围。

　　“合作建房要走得更远，还需要政府给予宽松的环境和对市场进行规范。”杭州个人合作建房发起人王涌宇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个人合作建房是打破房地产市场垄断、解决住房难问题的一个办法。

　　杭州发起人：脚步不会停下

　　除了直接竞买现楼和温州合作建房成功取得土地以外，其他很多城市的合作建房目前仍然处在拿地的困境中。

　　“杭州个人合作建房最早于2005年启动，其间曾参与过三、四次拿地过程，但最终都没有成功。”王涌宇告诉记者，已经谈好的银行几度退出，令以前的合作建房行动陷入困境。

　　2006年12月杭州个人合作建房再次出击拿地，此次合作建房者相中了杭州市挂牌出让的“38号地”。2006年12月26日，杭州合作建房组织者宣布：愿意加入此次合作建房项目的人，只要到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储蓄柜台存入5万元活期存款，并签订相关协议书，即可正式成为该组织成员，资金由银行托管，需三方公章（银行、合建公司、开发商）才能动用。但是当天，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却对外宣布不负责与此相关的账户监管。随后，杭州媒体纷纷报道此次合作建房又一次失败。

　　据杭州合作建房发起人之一的步凌云介绍，在随后一周时间里，他们又再次与各方商谈，找到了新的银行、开发商，但在筹集报名人数的过程中，新谈好的银行却再次表示撤出。最终，拿下“38号地”成为泡影。而无缘“38号地”对于杭州合作建房者来说，既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虽然遭遇了多次失败，但杭州个人合作建房者表示他们的脚步不会停下。“今年尚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目标地块，但大家一直在关注市场趋势。”王涌宇表示。

　　存在政策和资金瓶颈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不追求利润、比商品房价格最少低30％的合作建房方式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目光。但是，多次遭受挫折，让有意参与合作建房的人都开始反思其中的原因。

　　“土地难拿是实实在在的困难。”王涌宇告诉记者，杭州目前土地价格上涨得越来越高，很多开发商都拿不到土地，更何况合作建房者。而且，合作建房人数毕竟有限，对于大的地块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所以只能着手运作小一点的“边角料”地块，但是这种地块本身就不多。因此，拿地对于合作建房来说，也需要等待时机。

　　而资金实力也是一个绕不过的坎。“虽然拿地融资时报名人数往往都会超过预期目标，但与开发商强大的资金实力相比，合作建房的资金就显得有些‘囊中羞涩’。”北京一位合作建房参与人告诉记者，即使合作建房的成本再低，但每位参与人也需要出资二、三十万元，向银行贷款是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在银根紧缩的今天，银行界很难向集资建房者放贷，因为银行现在既没有相关政策，也没有具体运作的细节，更没有市场认可的标准。加之个人集资建房者大都是普通老百姓，又拿什么来抵押？

　　“反思几次拿地失败的过程，除了拿地难等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参与者都是个人，非常松散，大家之间的信任度不够。”王涌宇表示，合作会员之间意见分歧较大，有的喜欢城东，有的喜欢城西，每逢有个合适的地块，大约只有约四五十个人意见统一。“这极大地影响了项目操作的进展，也削弱了组织者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反观温州合作建房，其取得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以协会出面，可信度更高；二是温州有强大的民间资本力量以及温州人的抱团传统。”一位温州房地产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彼此信任、合作共赢是温州人的特质。但这一特质并不具有普遍性。

　　政府应提供公平的环境

　　“我个人认为合作建房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政策方面。”王涌宇表示，杭州合作建房中银行之所以几度撤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怕承担风险，因为合作建房并没有明确获得相关政策支持。“政策上有障碍的，银行肯定不会介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陈志铭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集资建房是个人行为。

　　“而且，虽然法律并没有禁止个人集资建房，但也没有允许去搞。没有哪一部法律告诉哪种方式合法，哪种做法不合法。”有人大代表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让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既不禁止也不支持的态度，而房地产产业链上的相关部门由于怕承担风险和责任，对合作建房“不理不睬”，甚至有官方提醒，要警惕一些人打着合作建房的名义搞非法集资。

　　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邹晓云此前在“2007年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暨《房地产蓝皮书》出版发布会”上建议，政府应逐步放开合作建房。合作建房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制度，而且比例较高。自建房屋是每个人的权利，制度上不能造成门槛或者是歧视性的制度，应该提供公平的环境。

　　邹晓云指出，房地产开发许可制度是值得反思的制度。目前的情况是：所有的土地必须经过房地产开发商之后才能进入普通的消费者手上，房地产开发是一个特许经营的行业，但是购买土地或者居住权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权利。

　　“应该改革目前的开发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建海打了一个比方：只能由开发商来提供住房就好像一个人找对象，不许自己找，只能通过国家设定的一个中介机构来找对象，但是这个中介费用是很昂贵的。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长德教授也建议允许单位集资和民间合作建房，打破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局面，以满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需求。

　　“但是，个人合作建房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的确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规范，以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扰乱市场。”王涌宇表示。“国内这种个人成立公司进行合作建房的方式是否值得推广，建设部正在研究之中。”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放告诉记者，一切还有待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