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模式给企业家一个有尊严的平台

　　——专访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

　　公益时报：中国的慈善领域能以亿元捐赠的现象在沿海各地纷纷呈现，作为全国主管慈善捐赠事业的负责人，您对于山东、江苏各地掀起的慈善风暴有怎样的直观评价？

　　王振耀：这传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首先说明发达地区已经开始把关注点集中到慈善事业上来，他们已经开始领会到慈善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志。这种现象的第二个标志在于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捐赠模式，冠名基金也好，用各种形式签约也好，以企业为主的社会群体开始和公益事业联系起来，说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在逐步觉醒。第三是说明了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发展道路已经呈现出来，中国慈善捐赠的实际情况是缺乏很熟练很成熟的体制，尤其在慈善资金增值方面，常州模式探索出了现有社会环境、社会条件能够认可、能够实现的筹款方式。

　　公益时报：尽管常州模式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效果，但有人质疑常州模式是企业家拿钱来赢取政府公关的资本，这一点该怎样正确认识？

　　王振耀：我直接参加了常州捐赠模式的各个环节，按照捐款数量的标准，捐款多的可以在慈善总会担任重要职务，来监督钱的流向并向困难群众发放。当时我也不理解，难道捐钱就能当会长、副会长？接触到美国和香港的专家后，才明白这是国际惯例。在国际社会通行的习惯是：企业违法的捐款不能要，企业家只能担任一任职务。

　　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常州的一个善款发放过程，那些企业家们穿得都很正规，态度非常严肃，在发放善款时，官员和慈善家是平等的，甚至市委书记和市长都退后，来突出企业家的地位。捐出善款，企业家觉得有尊严，有神圣感，说明常州模式给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有尊严的平台。这个时候，企业家已经转换身份了，他是慈善家，是代表慈善会这个集体。

　　公益时报：肇始者常州似乎并未过多受到公众的质疑，而威海募捐却超出了当地政府的预计，“数字政绩”、“强迫捐款”的声音强过善款为民的论调，对于两地的筹款方式区别在于“全民迫捐”手段的运用，两种方式两种结果，您如何评价？

　　王振耀：在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威海现象说明个别环节出现了不适合的地方。强扣工资特别是向贫困人口募捐，的确有些生硬。当地政府在考虑，企业家都拿了，那大家都拿吧，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好人好心事情却办得不周全。确实是没有经验，粗糙了、生硬了，没有尽善尽美，这一点值得注意。

　　常州经验也应该补充平民参与意识，慈善毕竟是富人和平民共同参与的事情。

　　公益时报：在这次风暴中，行政募捐的色彩过分浓厚，您如何看待新时代下的政府募捐行为？作为主管捐助的部门，地方政府的筹款计划有没有接受民政部的指导？

　　王振耀：我们这个社会很奇怪，一方面有人说政府不支持中国慈善事业，一方面又说慈善机构和慈善领域没钱花，现在政府先参与进来，先出人，再拿政策，人们却又指责政府介入得过深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那种理想世界中的纯而又纯的民间募款方式不可能存在，美国做慈善的很多人不就是政府官员吗，他们也经常参与到慈善机构去。我所知道的亚洲基金会的负责人就是参议员，美国的NGO领袖很多都是官员退下来的，在政府参与慈善方面，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应该说，各地的社会捐赠都间接地接受民政部门的指导，像常州模式，就是在江苏省民政厅和省政府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

　　公益时报：此次地方城市的募捐接收对象大都选择了地方慈善总会，对于其他慈善公益机构的发展来说是否不公平，甚至阻碍了地方民间组织的发展？

　　王振耀：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的慈善资源还远远没有开发。去年中国政府行政募捐是34个亿，中国的慈善募捐不存在政府垄断行为。中国善款社会总量是100个亿，而美国在2600亿美元以上，未来时间内，中国善款募集总量达到500亿没有问题，实际上，政府募集的是个零头，政府仅仅是一般性的号召。

　　政府不起来，民间也起不来。公益组织不要埋怨政府，中国大量的市场还需要慈善组织来开发。而且已经有开发的先例，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在善款募集方面做到了全国老大，而且它在争取和政府合作，希望政府多介入它的活动。说政府总照顾那么几个机构尤其是慈善总会，这是典型的落后观，如果你的组织没有一定信誉，想把高的砍掉来就低，这个可不行。我们不应该就在这几十亿上打得不可开交。

　　公益时报：民政部下一步的捐助指导意见是怎样的？该如何规范并探索出来一条民众接受、善款利用最大化、推进市民社会发展的新募捐路子。

　　王振耀：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发展起来，资金当然是重要的。这一点需要注意学习常州的经验，要让平民和企业家有效地结合，不要太生硬，不要变成了慈善仅仅是企业老总的事情，慈善的生命力还在于平民参与，企业家也要回归平民，当然他会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倡导社会捐力，对于没有力量捐赠金钱的群众，比如说低保对象，可以去做义工。第三个是进行资源开发，促进社会群众捐物的积极性。

　　无论捐钱捐力还是捐物，都需要行动起来，需要来一番实践。对于已经付诸行动的，社会评价不要极端化，不能要么神仙要么恶人，千万别把人弄上道德祭坛。形成一个宽容的慈善环境，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有求必应：另一个正在集结的慈善旋风

　　王振耀环视了一下办公室，他的表情有些沉重，电脑桌面是减灾救灾汇报，书架边放着几封求救信，“我们能慢慢来吗？”这是8月1日下午，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办公室，不间断的电话，一拨又一拨的人走进办公室，落实救灾细节，向财政部争取更多的社会保障资金，王振耀非常忙碌。

　　但他最想办的事情是迅速建起“有求必应”救助平台。自2006年年初他产生这个念头并快速在2006年5月19日与十几家NGO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紧接着又在2007年2月成立中民慈善信息中心推动信息对接，王振耀一直奔跑着前进。

　　之后半年时间的党校学习却让这种奔跑戛然而止。“半年了，耽误最大的就是这个事情，我回来现在重新捡起来。不能慢。”

　　“一直就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慈善组织声称有很多成绩，政府也说关注民生力度成绩很大，第三个声音是求救的声音也很大，这三种声音对接一下，肯定是出现了问题，肯定有严重的缺陷。”王振耀分析，这种缺陷是体制的缺陷，“政府的救助，民间的救助，困难群众信息，必须建立一个平台和接口，这是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中国慈善不实现信息上的共享，是没有前途的，我判断，中国慈善都是个体户的话，肯定没有前途。”王振耀说。理想的状态是，通过有求必应平台的建立，一个贫困地区不会再出现公益机构蜂拥而至的现象。政府资金、公众捐赠单点过剩的弊端会得到缓和；通过相互交流信息，民政部门可以有意识地指导公益组织利用各自实力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同时可以建立一种政府救助资金和民间善款的互动，一个区域政府救助资金多了，公益组织就可以少投入，相反民间善款投入多了，政府救助资金就可以减少。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慈善组织大联网、政府大联网、捐物大联网，没有这些网是不行的。现在救灾、低保、社保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备的体系，尽快设立“有求必应”平台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开始依托于行政，随后独立运行，应该很快就能实现。

　　沿海地区掀起了慈善风暴，善款取得了空前的收获，但并不是说他解决了相对贫困问题之后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在常州召开的研讨会上，已经开始研究向外围困难群众施助。”

　　下一步，就是要迅速联合各地的民间组织，将这样一个善款集散的平台建立起来，这样更有利于慈善风暴向各地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