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晚报：该如何看待受助女孩私吞善款?

　　今年5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小娟得到网友帮助，两次上街募捐，最终筹到15万元善款。当时组织方和小娟口头协议，治疗小娟剩下的钱将转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6月，小娟手术成功，却把剩下的10万带回了山西老家，小娟此举在网上引来不少非议，“我很痛心，希望小娟能走回头路”。募捐组织者担忧，小娟事件后，还有多少人愿意为萍水相逢的人募捐。（8月8日《南方都市报》）

　　多情却被无情恼。应该说“负心”女孩小娟的所作所为，的确让善良和爱心遭遇到了无比的尴尬。受助女孩私吞善款的现实，对于那些当初为了小娟而鼓与呼的募捐者来说，可谓是一次深深的刺痛；在慈善与爱心在当前尚是一种稀缺性资源的境况之下，这种行为更是对民间慈善事业的一次强力挫伤，甚至是一次不经意的“绝杀”。正如那些募捐组织者所担忧的，在小娟事件后，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为萍水相逢的人募捐？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然而，绕过道德视角的考量，从一个法理的角度看，小娟私吞善款却并无不妥之处。毕竟当时组织方和小娟仅仅是一个口头协议，并没有明确的对双方有约束效力的契约与募捐法律规定。同时，因为不是注册的合法组织，爱心特区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没有权力对捐款进行监管。况且，对于身患脑瘤的小娟来说，手术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以后的万事大吉，毕竟她以后还要面对漫长的治疗，钱也许对她来说就是命。出于对于今后生存的一种设身处地的考虑，这种临时变卦的考虑，也许是人在生存压力之下的一种“非道德”的选择。如果过分地谴责小娟，夸张地放大一种人性的弱点，或者再像以前那样，用“善良的人们救了一位不应该救的人”等刻薄语言，再一次以一种“网络暴力”来指责和谩骂小娟，不但会无益于事情的妥善解决，而且极容易让我们再次丧失理性。受助女孩私吞善款还需要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理性解读。

　　笔者认为，受助女孩私吞善款所折射出的，还是慈善事业发育迟缓和用一条腿走路的尴尬现实。一方面，“合法”的官方慈善组织和救助渠道，反应迟钝，往往对小娟这种遭遇缺乏主动性甚至视而不见。而这也被认为是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大瓶颈所在。另一方面，民间慈善虽然热情高涨，但由于一直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而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慈善往往是无奈地依靠道德自觉、精神感召和社会同情心等精神力量，来弥补缺乏合法身份的这一先天性缺陷与不足。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而打破这种靠道德自觉、精神感召维持的平衡，那么这种慈善往往就会陷入不可预测的困境。而现在，打破这种平衡的，就是受助女孩小娟的突然“变卦”。如果社会力量发育充足，慈善事业操作比较规范的话，受助女孩私吞善款的尴尬，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在这一事件中，我们不必鞭挞任性的自私，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如何使“爱心特区”等民间组织有一个合法身份和自由的空间。当然，不可否认小娟的行为在客观上伤害了募捐者的善良与真诚，沉重打击了本就十分脆弱的民间慈善萌芽，对道德和慈善行为形成一种逆向鼓励。但是，就如同茅于轼先生在他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所说的，正因为这群“傻瓜”，我们的道德才不至于垮掉，不至于一垮到底。

　　因此，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善款私吞，因为“一朝被蛇咬”就偏激地收起自己的爱心和善良，今后就选择麻木和冷漠。善款私吞是慈善事业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一个必要代价和成本。在善款私吞这个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对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充满期待。(石子砚) (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