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因使用伪造邀请函，以公务考察为名公款出国旅游，被撤销副检察长和党内职务。徐文艾的落马，揭开了公费出国旅游潜规则的一角。安徽省人事厅官员8日表示，徐文艾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注意到中介机构在官员公费出国旅游中起到“帮凶”的作用，随即下发文件，禁止公费出国（境）培训团由旅游部门或旅行社渠道来承办或转包。
（《南方都市报》8月9日）
徐文艾事件被曝光以来，中介机构在其中起到的恶劣作用十分明显、也十分扎眼——不仅直接向公务考察团经办人行贿，而且一手炮制了导致该案爆发的虚假邀请函。另据最新报道，该案的中介机构——欧盟中国协会广州办事处，不仅在徐文艾事件中劣迹斑斑，并且也是广东和云南等地多个类似“公务考察团”中的行贿人。
因此，安徽省有关部门指责“中介机构”是官员公费出国旅游中的“帮凶”，无疑是准确和符合事实的。不过，因为此一事实，便简单地对中介机构参与公务旅行下禁令，在笔者看来，又是明显缺乏合理性的。
道理当然是明摆着的：“中介机构”在公费出国旅游中的“帮凶”作用即便再恶劣，那也只不过是“帮”凶、从犯而已，而并非元凶、主犯。如果不在检讨、惩治元凶上下工夫，而只在“帮凶”身上大做文章，以至于干脆拿它做替罪羊，显然是舍本逐末，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而有遮蔽真问题之嫌。这正如旅行社负责人所说的：“有中介机构提供造假服务，完成公费出国旅游公务考察化，这只能说明官员存在需求”，“要想杜绝公费出国旅游，还是要政府内部改革管理制度”。
显然，所谓“政府内部制度”正是上述导致公费出国腐败的“元凶”，具体来看，这种内部制度至少表现在以下两点：一，缺乏约束力的预算管理制度——诸如公款出国旅游这类职务消费、行政成本，往往没有在预算的源头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二，缺乏应有透明度的政务公开制度——名为“公务考察”实则“公款旅游”的官员出国活动，如果不是最终“出了事”，公众实际上很难获得充分的知情权。
由此不难发现，在公费出国旅游中，中介机构固然有助纣为虐做帮凶的一面，但这种政务服务的社会化操作方式，至少还是存在一定好处的：比如，一旦案发，它起码有利于充分揭露元凶主犯的腐败真相。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中介机构大量参与了各地的公费出国旅游，而由政府部门自己包办，那么徐文艾事件还会这么容易地牵扯出广东、云南等地的类似腐败行为吗？
此外，必须看到的是，政务服务社会化中介化，实际上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大势所趋，不仅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有助于公务的透明化公开化。相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时下许多职务消费，仍然是内部化封闭性操作的，才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如近年来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培训中心腐败”就是很好的例证。据悉，目前全国尚未进入商业酒店序列的由各级党政机关、国企开设的培训中心超过1万家。一方面，这些培训中心85％以上处于亏损状态，损耗大量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它们往往又成为集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豪华宾馆，“培训”着奢侈的公务消费，滋生大量腐败。（《瞭望周刊》2006年8月19日）
因此，面对徐文艾事件暴露出的公费出国腐败，有关部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迁怒于中介机构的帮凶作用，乃至将之作为自己过错的替罪羊、匆忙下禁令，而在于，认真地反躬自省，从预算管理、政务公开等制度源头着手，扎牢自身的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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