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安杰 张学锋 本报实习 生张亮
自幼随父母从老家山东乐陵来到北京，知天命之年还说自己是典型的山东人；受几代人熏陶，酷爱京剧，十岁时，为全家人能听上马连良的《朱砂井》，不惜“立雪”广和剧场，彻夜排队。在哥哥的诱导下还差点进了中国戏曲学校；在学术问题上，真诚地与人辩论，但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
刘春田教授给人留下的是一种线条硬朗、观点犀利的印象。这种印象，即便不眼见其人，一个熟稔的画师也能勾勒出其风骨神韵。
刘教授热情地与记者握手寒暄。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握手时很有力度。这是一副标准的山东大汉形象。刘教授告诉我们，山东人率真，为人直率、真诚，当然也比较喜欢较真儿；而北京呢，多元文化的融会，肥田沃土，养育长材大器，形成了北京人大度、豁达，兼容并包的品格。家庭的耳熏目染培育了他山东人的性情，而五十年的北京生活，则让他涵蕴了京腔京韵。
更有意思的是，刘教授突然话锋一转说，世界各国的法律既有差异性，也有共通性，在相互借鉴交融的同时又不失其本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青春无悔 人类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有高潮，也有低谷。高潮时要懂得居安思危；低谷时也应坚守信念，不可随波逐流。有一段岁月，把所有中国人都卷入了史无前例的动荡。在那段时光中，刘教授两次与大学失之交臂，提起那段经历，他仍然唏嘘不已。他说他们这代人，经过了太多的史无前例，不过他相信这些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966年，刘春田高中毕业。清华大学招生，素有“找生”的传统。他们利用校庆，把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接到清华园，参观学校、介绍专业，鼓励报考。
他和不少同学一样，瞄上了各自钟爱的专业。6月，距高考只剩下一个月。若按惯例，不出意外，他们再有两个半月就进入大学。不料，十年“文革”开始，他第一次与大学擦肩而过。
1968年，刘春田赴山西晋北插队，开始了直面人生的漫长岁月。1970年，他到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因工作出色，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入学考试，专业是仪表自动控制。那年入学机制已由原来的推荐入学改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
他们单位只有一个指标，和他同考的是两个小学未毕业的学徒工。于是，涉世未深的刘春田信心满满，自认为是不二人选。但考前，有人告诉他：“你何必白费功夫，早就内定了！”刘春田颇不以为意，开玩笑地说，他们认字么，恐怕连教室也找不到！不料，那位小学生幸运地上了大学。造化弄人，刘春田再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时代可以轻易地改变人的命运，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天性。厄运有时可以将人彻底击溃。但年轻的刘春田天性达观，他认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他认为，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把《论语》、《孙子兵法》抄下来，朗读、体悟，还托人在太原图书馆借来《史记》、《资治通鉴》等，整本整本地抄写，既学了历史知识，又练了字。此外，凡是能够借到的哲学和文学名著，也都一一涉猎。
刘教授笑言，那时他们单位宿舍里就一张桌子、一盏台灯，别人下班后都搓麻将、打扑克，惟有他“霸占”着桌子和台灯，读书自乐。
“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养成的读书与思考的习惯，让我的生活充实，只要有书看，便不觉苦，更谈不上寂寞，没有人可以荒废你，能荒废你的，只有你自己。上大学固然好，不上大学也不可自弃。对于我来讲，所谓十年“虚度”是形式上的，那时，我还是认真读了点书的。在工厂，无论领导、群众、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遇有难解或争议之事，往往找我寻求答案。能答则答，不会的就迫使你学，久而久之，我在工厂里有了个雅号"教授"”，刘教授感慨道。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当另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命运的转机 恢复高考，国家又获得了一次生机。1978年，刘春田按照招生简章，依次从高至低填报了八所学校。而在当时，人民大学排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前，位居招生简章的第一名，从此，他与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教授对他的人生总结是，曲折而简单。曲折是因十年动乱遭受数次挫折；简单则是因除了当过十年的农民和工人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自幼受家风熏陶，动荡时期又以读书为乐，刘春田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考时，第一志愿是历史学。不料，鬼使神差地学了法律专业。多年后，他才知道，当时分管招生的系主任张希坡教授看档案时相中了他，把他偷偷地调到了法学专业。
刘教授戏称是张希坡先生的上帝之手将他带入了法学之门。然而真正带他登堂入室、走到今天的，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佟柔先生。
刘教授回忆当年的读书生活说，当时授课的几乎皆为名师，如孙国华先生教法理学，许崇德先生教宪法学，高铭暄先生教刑法总论，王作富先生教刑法分则，江伟先生教民事诉讼法，佟柔先生教民法等等。诸多名师，各有千秋，但听来听去，惟对民法情有独钟。
当时同学多认为民法太复杂，十几人报考研究生，只有刘春田一人选民法专业。从此入室佟柔教授门下。
谈起佟柔教授，刘春田景仰之余，无限感念恩师。佟先生的敬业精神、学术造诣、治学态度和为人师表的杰出风范，至今仍铭刻在心中。
1985年，刘春田毕业留校。没有讲课经验，佟老师就为他创造机会，派他给某省县委书记培训班讲课。刘春田担心能否胜任，佟老师鼓励他说：“我看你行，去了出一身汗就过关了。”
刘春田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台，正值酷暑，加上紧张，三个电扇对着他吹，还大汗淋漓，全身都湿透了。一个上午过去了，刘春田恍然大悟：“原来课就是这么讲的啊！”
刘教授说，佟老师是一位伟人，他的敬业精神，堪称典范，非常人所及。学术是他生命的全部，上下求索、参悟天道与追求人格的至正至善，是他一生的写照。佟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他把学术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他的学生乃至同行都衷心地尊敬他、爱戴他。
佟柔先生的人格魅力不断激励着刘春田，这使他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民法学者。刘教授认为导师佟柔对自己的影响至深。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当大哲笛卡尔下这个论断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把人作为一种考量世界的尺度，把人类知识的来源奠定在“我思”的基础之上，把人类的理智当成了事物的立法者。
对于一名学者来说，贡献思想则是证立自身价值的方式。在知识产权学界，刘春田的思想常常与众不同，他的观点，尤其引人关注。对此，他解释说，长期以来，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基本的理论问题，求新不是目的，而是源于对实践问题的困惑。没有人没有困惑，为了解惑，不得不反思传统的学说与理论，进而在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凡是认真思考的观点，即使与传统不合，也无所顾忌地提出，面对批评意见，他泰然自若。
“实事求是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学术求真，科学的生命在于批判与革命。在学术问题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天经地义的。思想和表达是每一个人的权利，真的学术，无关个人恩怨与得失。岂能看人脸色，因他人毁誉臧否而轻言放弃。”刘教授这样说。
当提到他的老朋友、已故学者郑成思教授的时候，刘教授凝重而坦然。他说，“郑老师是一位益友、良师。他是一位非常敬业、非常刻苦的学者，他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感念郑老师多年来的助益，同时坦承与郑老师的学术观点“每每不同”。“我们以诤友相识，长期合作，在诸多问题上相互辩难，争了二十多年。但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在他去世前，我们还在讨论问题，还就信息产权问题各抒己见。”
当记者追问二人的论战有无结果时，刘教授的回答质朴而果决：“我们俩人对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执著，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的观点是思索的结果，我相信这些观点终究会由实践作出回答，如果合于科学，总会被人接受。”刘教授分析说，他也反思过二人的分野，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各自知识结构的不同。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刘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代。几百年来因应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时俱进。工业革命时代的资本主义是“创”“造”兼备，后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化的提高，“创”“造”分离，把“创”留给了自己，把“造”则甩给了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正值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又遭遇了“网络时代”这样一个人类暂新生产方式的来临。中国当前的长处是“造”而不是“创”，我们面临的是工业化与网络化毕其功于一役的重大变局。与其他国家一样，知识产权立法必须从现实的本国国情出发，在充分考量国际条件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量体裁衣，设计既符合现阶段诸方面实际情况，便于与国际交往，又利于未来发展的制度。这既非片面地强调国情，不顾国际大势，也非不顾国情，一味地强调全球化、一体化所能奏效。所以，事情难就难在这里。
在谈到治学之路时，刘教授说，学术研究关键是要讲究方法。方法需要系统地学习掌握，要有秩序、有伦次，零敲碎打、支离破碎、捉襟见肘，是形不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意味着没有学术能力。
“满天星斗不如一轮红日” “即使有满天星斗，照样是漆黑一夜，只要有一轮红日就足以照亮全球。在科学问题上，学者的任务是给人太阳的光辉，不是给人月亮和星星，更不是给人以行夜路的灯杆。一盏路灯只能照亮五十米。”
当刘教授缓缓的说出这句话时，记者震撼于其间的哲理深度。
他说，学术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思想的深度又取决于现代的教育水平。刘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应当是理性教育，不是感性教育。它所教诲于人的应当是一种思考的能力，一种学养和思想的维度与深度。
刘教授说，近些年他间或对高等教育进行思考。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大学？难道是我们的学生不行吗？他认为，在中国，世界一流的学生是现成的，之所以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在于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
“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被推崇的所谓名师，不少人是故事讲得好，而不是传授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些人所做的，类似填补连阔如等传统艺人留下的空白。没有说书的，民众却需要有点知识含量的精神食粮。通过听故事，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讲故事不是坏事，但这不是高等教育。”刘教授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评价标准导向应当改变。
古人早就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如果只是说书高手，零碎知识的贩卖者，那么中国的知识天空里所呈现的永远只是一些小星星。而我们的民族需要的是科学与艺术上的一轮红日。
刘教授喜欢京剧，尤其推崇“马派”。他自认没资格做票友，爱好而已。空闲时，喜欢唱一段马连良的《淮河营》、《借东风》。谈起马连良京剧的巧、俏、率，说到《淮河营》里面的蒯彻之善辩，刘教授讲得手舞足蹈、头头是道。他还喜欢旅游与体育。每次外出，有爬山涉水的机会，他从不放过；还是巴西队的铁杆球迷，痴迷于艺术足球，并因此而死看不上法国队；他崇拜英雄，盛赞米卢、马俊仁；也很喜欢篮球，1.83米的个头，年轻时球打得不错；看篮球就过于追求完美，自从乔丹退役后，对篮球也就没有了多少兴趣。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塑造着他自己，而且也汇聚成了这个时代的涌流。当我们勇敢地担承责任时，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长存和更有意义。
刘春田，在知识产权领域辛勤耕耘几十载，他能沉得下去，认真地为学为人，同时他也不甘沉默，自信地挥洒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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