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找回话剧精神

　　《瞭望》文章：找回话剧精神

　　中国话剧正经历着精神价值贫困化的历程。若想重生，首先是要找回被我们丢失的话剧精神

　　文/解玺璋

　　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一百年。这一百年的路走得很不容易。几代剧中人，一路上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其间经历了多少人间沧桑，世事沉浮！现在的话剧舞台，它的光荣与梦想，进步与缺陷，成就与问题，都被百年浪潮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近来，人们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眷恋中，各种方式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但同时，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话剧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的现实。事实上，每个关心话剧前途的人都不能不为这些问题所困扰。而中国话剧的当务之急，则是面对现实，并为下个百年寻找一条走出困境的生路，从而创造新的辉煌。

　　前不久看了话剧《寻找春柳社》，在我看来，这个戏正是对于当前戏剧界的普遍焦虑所作的某种回应。当下的话剧创作究竟如何？真是一言难尽。从表面看，它似乎非常热闹，又是调演，又是商演，又是演出季，又是戏剧节，但热闹归热闹，说句老实话，在众多的戏剧作品中，艺术上站得住脚，又很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很多。为戏剧而戏剧，很多年都不说了，现在的戏剧，为了生存，总要看别人的脸色，有取悦政府的，有取悦资本家的，也有取悦观众的。我们不能说这些话剧都很差，但它们是用各种欲望包装起来的，做话剧似乎只是要满足一己之私欲，有人求的是政绩，有人求的是升官，也有人只为赚钱，真为话剧着想的人不是没有，但不多。这样来做话剧，我们是有理由为话剧前途担忧的。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相互纠缠的复杂局面。简言之，中国话剧正经历着精神价值贫困化的历程。这是中国话剧之“癌”，它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在话剧的肌体中扩散，从而导致了话剧精神的更加贫困化。那么，这个问题如何才能解决呢？每个人开出的药方也许不尽相同，但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中国话剧若想重生，首先是要找回被我们丢失的话剧精神。

　　还想举《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作为例子。这个戏不是很成熟，也算不上十全十美，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予积极的肯定，为什么？因为它的现实情怀打动了观众，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感染了观众。在话剧创作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越来越远离人世间的烟火气，越来越缺少人性的悲悯和情怀的时候，《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却以其积极干预现实的冲动，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信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启示。它把春柳社所象征的话剧精神，以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形态呈现在舞台上。这就是积极地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干预现实，介入现实，这是话剧最本质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这看上去似乎简单，但很多时候，简单的东西反而是不易得到的。

　　事实上，现实主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中国话剧的骄傲。那是现实主义在话剧创作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一方面，话剧创作者们都在致力于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性，这以《红白喜事》、《小井胡同》以及《桑树坪纪事》为代表；另一方面，他们也吸收现代派的戏剧观念和手法，以丰富、张扬其表现力，这以《狗儿爷涅槃》为代表。但是，90年代以来，话剧的创作受到一些约束。同时，市场化和商业性也开始影响到话剧的生存和发展。中国话剧被迫重新思考和调整与观众的关系。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票房、上座率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事实上，正是这两股力量，左右着中国话剧的前途。现实主义已经重回主流的怀抱，它在政府的资助下不仅可以免去对票房的担忧，还有可能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如《金鱼池》、《万家灯火》、《北街南院》等。在这个时期，《桑树坪纪事》和《狗儿爷涅槃》已经成为历史中一个遥远的回响。《白鹿原》在2006年的上演，也许可以算作是个例外。而现代派戏剧也放弃了它的最本质的社会批判功能，变成了一种炫技式的娱乐杂耍。先锋和试验的冲动，则让位于对票房的期盼，让位于商业和市场。

　　这是中国话剧目前所面临的一大困局。如何摆脱这种困局？我想，出路就在于重新确立话剧与现实的关系，公平分配现有的文化资源。或许还有其他出路，但这一条我认为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评奖曾被认为是繁荣话剧创作的办法之一，但也带来很多问题，至少使得话剧创作更加功利化了。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排戏、而争奖，则为公权利私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所以，有人干脆主张，取消各种关于话剧的评奖，让话剧休养生息。这也不是没有道理。据说，所谓评奖话剧占了90%以上的话剧资源。对于话剧来说，这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还是应该将希望寄托于民间，让话剧直接面对观众，面对演出市场。□解玺璋：同心出版社副总编、知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