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新
《北京市能繁母猪补贴办法》日前出台,按此办法,京郊的养殖户(场)养一头能繁母猪可获100元补贴;陕西省农业厅与财政厅也于近日作出决定,对饲养能繁母猪养殖户实行资金补贴,每头补贴50元。(8月12日《京华时报》、《三秦都市报》)
类似的新闻,近几个月来时常可见。
从中央到地方,从补贴生猪养殖到补贴母猪养殖,政府为稳定猪肉市场,想尽了办法。政府急百姓之所急,值得称道。更可喜的是,面对肉价大幅上涨,政府没有强行干涉处于市场末端的猪肉价格,而是采取发放养猪补贴等“市场化”手段,着眼于从源头化解难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政府在调控市场方面趋于理性和成熟。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养猪补贴,不免让人担忧—政府即便是采用市场化手段从源头上调控市场,这种调控仍然有巨大的风险—市场调控往往会一不小心变成对市场内在规律和秩序的干涉。
这次猪肉涨价始于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至今已有八九个月,这段时间,市场末端的猪肉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早已传递至生猪养殖环节,并通过此环节传递至母猪养殖环节。由于母猪、生猪养殖市场化充分,进入门槛非常低,在目前有大利可图的情况下,政府即使不给补贴,农户养殖母猪、生猪的积极性也已非常高,相信再过几个月,市场上生猪和猪肉供应紧张状况将会缓解,猪肉价格自然会回落。
反过来说,生猪生产及母猪养殖都需要一定时间,政府给的补贴再多,也不可能让母猪长得更快、下仔更多,也不可能缩短生猪养殖时间。政府补贴只能更大幅度地提高农户的养猪积极性,而不可能立即增加市场供给。
而在政府养猪补贴的刺激和导向作用下,农户养猪积极性过于旺盛,却暗藏着极大的市场风险——之前母猪和生猪养殖非正常萎缩导致目前猪肉价格暴涨,而现在母猪和生猪养殖非正常增长将很可能导致猪肉价格不久后的暴跌,最终损害的仍是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这种“暴涨—暴跌”的循环往复既与生猪生产、市场供应的信息不对称有关,也与政府以养猪补贴等方式人为“刺激”市场有关,尽管这种“刺激”是出于好意,并且采取了貌似市场化的手段,但客观上却变成了对市场内在规律和秩序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