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恶意欠薪到底有多难

　　直言

　　滕朝阳

　　广东省有关部门对省人大代表有关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广东今年将力争出台《广东省行政司法联动制裁恶意欠薪逃匿暂行办法》和建筑施工企业工资保证金制度，并加快劳动争议仲裁立法步伐，以期有效地解决企业欠薪问题(据昨日《羊城晚报》)。

　　虽然用了“力争”这样并不完全确定的字眼，但广东着力解决恶意欠薪的态度及其解决方向，依然是可喜的，其效果也是值得期待的。在利益攸关者看来，自然是相关规定越早出台越好。

　　有资料显示，2005年以来，在广东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处理的违法案件中，拖欠工资案件3.53万宗，占案件总数的41％，足见拖欠工资现象不仅频发，且业已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事实上，恶意欠薪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而年年清欠年年欠的现实，似乎表明恶意欠薪问题特别是对农民工工资的恶意拖欠问题，仿佛已成难解甚至无解的一大社会顽症。

　　治理恶意欠薪到底有多难？在我看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像广东这样抓住了要害，找准了方向，并切实地加以实践，假以时日，恶意欠薪现象就将成为历史。

　　恶意欠薪之所以成为重大社会问题，要害在于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权利的贫困。有人嘲弄以跳楼来讨薪的农民工是“作秀”，孰不知没有恶意欠薪，何来极端讨薪？正是由于劳资双方权利的严重失衡，使农民工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而现有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看起来也更“向着”、更有利于资方。因此，走出恶意欠薪的治理困境，首要的是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广东从制度建设着眼，应当是说抓住了欠薪及其治理的“牛鼻子”，比热衷于个人替农民工讨薪更接近于治本。

　　治理效果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方式的优劣：事前预防为上，日常监管为中，事后处理为下。但现在人们见得多的是事后处理，节日前后特别是春节期间，一些地方总免不了要来一次集中检查，而此种“运动式”治理方式既易引起反弹，也难以在短期内真正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如果加强事前预防和日常监管，则一方面能有效降低恶意欠薪的“增量”，也能及时消解恶意欠薪的“存量”。广东拟建立建筑施工企业工资保证金制度，通过强制建筑施工企业在银行预存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管理，确保欠薪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就是这样一种事前预防制度。而拟大力推行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情况分类监控制度，则可视为对日常监管的制度式强化。

　　抓住了要害、找准了方向，就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恶意欠薪的企业，绝对是无良企业，理应受到严厉处罚，直至把它们淘汰出局；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若无心或无力改变旧欠未已又添新欠的现实，只能说是一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