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妇女做军鞋90多万双。图为当年老百姓为子弟兵送军鞋的情景。
得民心者得天下 尹治文
陈毅元帅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攻战之本，系乎民心”。无数事实在诠释着这样一条铁律。两天时间，红军部队就从藏族群众那里购买了10万多斤粮食和酥油等；为支援我军渡过淮河，大嫂献出了仅有的一只木船和独生女的生命；行军途中我军战士突发急病瘫倒在地，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是老乡帮助脱离了危险。
李大爷动员儿子支前，儿媳回娘家，将洞房花烛夜的新房腾出来给伤员住……4位老战士亲历的故事，是我军80年辉煌历程的一个缩影。
得民心者得天下 。难怪当年曾经指挥80万大军在淮海战役中与我军决战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在惨败后发出这样的感叹：“败在敌人手里可以挽回，败在老百姓手里，再也无法挽回来了！”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一条永不过时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
为支援我军渡过淮河，大嫂献出了独生女的生命。老战士岳春普刻骨铭心的一幕——
暴风骤雨过淮河 岳春普 ，辽宁省军区大连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河北定县人，1924年2月生，1938年10月入伍。曾任沈阳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反攻时，一位不知姓名的渔家大嫂，为了援助刘邓大军渡淮河，倾尽了全力，无私地献出了仅有的一只木船和她独生女的生命……
那是8月下旬的一个雷雨天，二纵六旅在鲁西南羊山集战役歼灭敌66师，活捉该师师长宋瑞珂之后，经过五夜急行军，抵达豫鄂交界的淮河北岸，与纵队机关近2万人马沿淮河展开，准备渡河。由于上游大雨，下游河水暴涨，水深流急，徒涉困难。这时，空中敌机仍在头顶上空盘旋俯冲，轰炸扫射。后面三个师的敌人在紧紧尾追，五旅部队正在阻击，拼死血战，我纵队如不迅速抢渡，势必背水一战，形势非常紧张。
“同志们，赶快过河啊！过河就到大别山啦！”周发田旅长和刘华清政委扬鞭策马，一路高喊着，沿河北岸自西向东驰去。这时，我远远望见河心有一只小渔船在上下起伏，时隐时现地由南向北划来。我身边的侦察科任科长告诉我：渡河前，他派出侦察连沿河跑了几十华里，才找到这么一只小渔船。船的主人是一位30多岁的渔家大嫂，领着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丈夫被国民党抓丁，生死不明。几天前，敌人为了阻止我军渡河南下，便将沿河所有的大船掠到蚌埠一带封锁起来，并下令将河上的小船统统烧毁！这位大嫂冒着生命危险将她的小渔船驶入芦苇中才躲过了敌人。这次她不顾国民党“资共者杀”的严令前来支援我军渡河！
首长命令：“这只小船，只准运送药品和文件箱！”
那渔船渐渐的靠上北岸，我见大嫂手握双桨，默默地站在船尾。她表情非常坚毅。小女儿拉着她的衣襟，偎依在她身边。孩子虽然穿的很旧，但很整洁，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十分惹人喜爱。船装好后，大嫂顾不得休息一下，便又掉头南渡，听在场的战友说，大嫂已为我们往返运送了六七趟了。看着大嫂远去的身影，我不由肃然起敬。忽然，原本好好的天空暴风骤雨，雷电交加，一米多高的大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小船涌去，把小船打得左右摇晃，眼看小船就要驶过河心了，突然一个像小山头似的大浪向小船扑去，船身猛烈的颠簸起来，小女孩没来得及抓紧妈妈，一下掉入河中。见到孩子落水，大嫂刚要去救，汹涌的浪头又险些把渔船打翻，在此紧急的情况下，她赶紧稳住船桨，毅然放弃救孩子，拼命地把船向南岸划去。船头上的2名战士和岸边10余名战士，立刻跳入河中营救女孩，但是战士们在河中追了100多米也未见女孩的踪影，孩子被大水吞噬了生命。
小船继续向前驶去，但看得出，大嫂的身体在左右摇晃。物资卸船之后，大嫂又把小船划过北岸。我看着大嫂那瘦弱的身体和满含泪水的双眼，心里十分难过。她脚步沉重地登上岸，什么也没说就瘫坐在河岸上。
部队领导拿来几十块光洋（银元）给大嫂，大嫂没接，她说：“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不需要什么钱了，随便怎么都能过，你们留着吧，部队到大别山更需要……”听到大嫂的话，在场的许多同志都哭了，大家都在默默地发誓：大嫂！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打进大别山，用消灭敌人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您。
黄昏，我们告别大嫂时，只见她仍静静地站在那里。当我们渡到南岸时，大雨仍在下，雷电仍在轰鸣，北岸岸边一切都看不清了，然而我却觉得大嫂身影仍在我的眼前。此事已整整过去了60年！然而当年险渡淮河和那位渔家大嫂的身影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行军途中我突发急病瘫倒在地，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是老乡帮我脱离了危险。老战士黄建民如是说——
八女抬我赶部队 黄建民 ，河北饶阳县人。1930年8月生，1946年入伍，1947年入党。曾任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长、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等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8年夏天，我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补训团当通信员。为了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部队在冀东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机动转移。每天行军上百里，每到宿营地后，首先要完成徒步通信任务，连续几天的长途行军，加上伙食保障也遇到困难，身体觉得特别疲劳。
一天下午2点多钟，天气闷热，正在行军途中，我突然感到肚子疼痛，在一棵大树下上吐下泻，浑身发软，瘫倒在地上，难以站立起来。大部队迅速前进了，我离部队越来越远，而敌人就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我的处境非常危险。此处距前边的村庄约有三里左右，我想如果到宿营地后，首长看不到我一定很着急，同时还有通信任务要我去完成。所以，我一定要赶上部队，就是爬也要爬过去，我咬紧牙关，走走停停，摔倒了又爬起来，挣扎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前边的村庄。
进到村里，迎面遇到了一位青年民兵，他看我身体非常虚弱，还背着一支步枪和一个背包，当他问清我的情况和赶部队的想法后，就帮助我拿上背包，把我搀扶到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家里，老大娘看我病成这个样子，心疼地把我扶到炕上，用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给我做了一碗鸡蛋汤，她亲切地说：“孩子，大娘这儿没什么好吃的，喝碗汤暖暖身子吧。”大约下午4点多钟，那位青年民兵找来了8位年轻女同志和用几根木棍绑成的简易担架。她们看我扭扭捏捏不好意思让她们抬，就热情地说：“现在是打仗的时候，男青年都去支前了，就让我们抬你去找部队吧。”然后，不容我分辩，连拉带抬把我弄到了担架上。只听那位青年民兵用命令的口气说：“你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把这位解放军同志送到部队，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位姑娘坚定地说：“请连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这个村子的民兵连长。
一路上，担架在8位女子的肩上轮换抬着，有时路窄难走，她们一方面尽量保持速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担架的平稳。盛夏的天气，骄阳似火，8位女子个个汗水淋漓，把衣服都湿透了，但谁也不说一个累字，谁也不说休息，她们喘着粗气，一口气抬了我近30里，天黑前，终于把我送到了部队的宿营地，把我交给了部队首长。当时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担架在8位女子肩上轮换，孩子也在8位女子怀中轮流抱着，由于天热和饥饿，孩子不断的哭着喊娘……几位女子还指着我小声说，才十几岁，还是个孩子，就离开了父母，当了解放军（当时我才17岁，个子长的矮），还不是为咱老百姓？我们一定把他送到部队。
我到部队后，经过诊治，病情好了许多。第二天，我又骑着老乡的一头毛驴随部队转移了。后来才得知，就在我们转移的第二天下午，敌人就侵占了那个村庄。是她们抬着担架及时把我送到部队，是她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李大爷动员儿子去支前，儿媳回娘家，把洞房花烛夜的新房腾出来给伤员住。老战士阎鸿魁深情回忆说——
救命之恩永难忘 阎鸿魁 ，山东沂水人，1926年5月生，1945年6月参军，曾任济南军区某师政委等职。
1948年11月间，我参加了淮海战役。我所在鲁中南纵队为保证主力部队全歼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奉命在河南永城打阻击战。战斗空前激烈，部队伤亡很大，不少营连干部牺牲了。
我当时是连队指导员，右肩被敌人炮弹炸得血肉模糊，一连十多天昏迷不醒。我和其他200多名重伤员被送到地处临沂以北、沂河东岸的东哨村。那里的老百姓很穷，饭都吃不饱。村子里党员看到我们这些重伤员，疼在心里。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宁肯自己要饭，也要保证伤员吃饭。”每天村里的大嫂和识字班的妇女们，挎着篮子送来烫手的热地瓜、黄卷小豆腐、煎饼和稀饭咸菜，给伤员们喂饭、喂水，比伺候自己的孩子还要上心。
一次，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提着盛满稀饭的瓦罐来到我住的小草屋。她家的稀饭是用红心地瓜和小米加绿豆做的，特别甜。我喝完第二碗，她再给我盛时，我问她：“你家的稀饭怎么这么甜？”她红着脸笑着回答：“我嫂子在稀饭里放了红糖。”我心里顿生疑问：沂蒙这个老解放区是蒋介石的眼中钉，国民党封锁得那样严密，老百姓连食盐、火柴、针线等日用品都买不到，哪里能有红糖？小姑娘终于讲了实情：“糖是我嫂子娘家从临沂城买来给她坐月子用的，吃了红糖小米稀饭好下奶喂婴儿。”听了她的解释，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忙对小姑娘说：“我吃饱了，请你把剩下的稀饭提回家给你嫂子喝吧。”
11月下旬，天下大雪，滴水成冰。寒冷的天气严重威胁着伤员的生命。医院党委和村干部联合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各种措施，确保不冻坏一名伤员。老党员李大爷动员儿子去支前，儿媳回娘家，把洞房花烛夜的新房腾出来给伤员住。就这样，还有一些伤员没有住处，村干部就组织全村的识字班妇女和妇联会员再加上医务人员，连夜用高粱秆和玉米秆搭起了蒙古包式的13座草房。就在这样的草房里，野战医院的白衣战士，先后为我做了5次手术，治好了我的伤。
1949年4月26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给我动手术的那位姓迟的女军医告诉我：“指导员，你可以出院了。根据你的伤情，院党委给你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她还告诉我：“你入院时真的很危险，不睁眼，不说话，不吃饭，持续高烧40多度。看你现在多精神啊！”
两天时间，红军就从藏族群众那里购买了10万多斤粮食和酥油等。老将军贾若瑜回忆长征路上的经历——
红军藏胞一家人 贾若瑜 ，四川省合江县人，1915年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总政代秘书长，军政大学副教育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长征途中，我在红16师任参谋，负责军务和军训工作。部队通过藏区的经历,使我永生难忘。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我红二、六军团从云南的石鼓至巨甸段渡过金沙江后，进入中甸（今香格里拉）辖区的格罗湾、竹吾地区休整。军团政治部给我们介绍了藏区的情况，特别强调藏族同胞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我们进入藏区，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
1936年5月1日，我红六军随红二军团到达中甸县城。中甸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家的高原小县城。这儿是藏族同胞的聚居地，居民都信奉喇嘛教，几乎每户都设有“经堂”。到中甸县城后，我军总部立即张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说明红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军队，让当地藏胞知道红军路过的目的。
藏胞的住房多为二层楼房。上房的梯子同我们内地不一样，它用一根直径约30-40厘米的独木柱子，用刀斧砍成瓦楞似的阶梯，作上楼的楼梯。我们分别住在居民家里，严格按规定不进房东的“经堂”，主动帮助居民打扫卫生，参加必要的劳动，为藏胞医治疾病。
当地有座喇嘛庙名叫“归化寺”。我们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争取藏胞和喇嘛僧侣的工作。由于我们全体官兵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用实际行动影响当地群众，使当地具有影响的归化寺保管财物和跳神用品的喇嘛夏拿古瓦等人解除了顾虑，主动来到红军驻地会见贺龙总指挥。贺龙请他们带信函转交归化寺的“八大长老”，说明红军对藏胞和寺庙政策，并派哨兵站岗保护该寺。
5月2日，贺龙同志等40余人应邀前往归化寺做客，受到了该寺全体僧侣的欢迎。掌教的“八大长老”和数十名喇嘛将贺龙一行迎入“直仓”（喇嘛教最神圣的地方），举行了隆重的“跳神”仪式。贺龙同志也给他们赠送了“兴盛番族”红色横幅，表达我们红军对藏族同胞诚挚的祝愿。
当时还出现一件趣事。由于高原小城比较闭塞，有的藏胞没见过手电筒。夜里，我们值班查哨的同志手里拿着手电筒巡视查哨，发出一道亮光。有的藏胞感到很奇怪，不知这是什么宝物。藏胞平时身上总挂着腰刀，既是防身用具也是装饰品。一次，有位藏胞夜里尾随我们查哨的同志。查哨者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这位同志不知尾随的藏胞要什么，语言无法沟通，就没有理他。第二天一早，这位藏胞背着糌粑、腊肉到我们驻地，打着手势，比划着要用这些糌粑、腊肉换那个东西。查哨的同志不知什么意思，就摆摆手。他误以为给的东西少了，就加上一袋糌粑，不行就再加上腊肉。相互用手势比划着仍无法沟通。只好找来“通事”，才把事情原委搞清楚。我们的同志告诉他，这手电筒是查哨的工具，没有多余的。见这位藏胞执意想要，我们只好挤出1支送他作纪念，另外，再给他2节干电池备用。糌粑、腊肉让他带回去。他接过手电筒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把手电筒挂在胸前神气地离去，显示他有了个“宝物”。
军民关系的融洽，带来了和睦的气氛。5月3、4日两天，我们就从藏族群众那里购买了10万多斤粮食和酥油等，而且和藏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本组稿件由记者卜金宝整理）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