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周日,京城的公园里总会有这么一景儿:一帮年轻人身穿大褂儿,手摇扇子,扎堆说相声,不时抖个“包袱”,引得围观者哈哈大笑,掌声不绝。他们是校友笑友俱乐部成员,都是大学毕业生。
“这些孩子打小儿跟我学相声,我看着他们获奖、上电视,大学毕业了还对相声这么着迷,我心里美滋滋的。
”俱乐部的指导老师马贵荣眉飞色舞地说,一脸的成就感。
年过半百的马贵荣,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打小儿就特喜欢听相声。“俩穿普通衣裳的人,往台上一站一说,能把成百上千的听众抓住,简直神了。”但当年父母反对她听相声,老絮叨:“姑娘家家的,离相声远点儿。”为跟父母斗气,她一遍遍地模仿收音机里听来的相声,八九岁便试着写相声段子。
上世纪70年代末,她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被分配到澡堂子给人敛拖鞋、发肥皂,一干就是10年。这期间,她一直没中断写相声。她写的相声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极易引起听众共鸣。
“不管是什么影片,都是鬼子扫荡就阴天,国民党军官爱叼烟,特务狗腿子歪戴帽,戴眼镜儿是翻译官,站岗放哨准打盹儿,一搂脖子就玩完。”这是马贵荣创作的相声《电影漫谈》中的一段,讽刺的是电影程式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人物一出场就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曾听说不会说相声的人,写的相声还得让人进行二次创作,马贵荣试着上台说起了相声,没想到还在首届业余相声大奖赛上得了优秀奖。她一直想找个女搭档说对口相声,还创作了适合女演员表演的相声题材,如婆媳、妯娌关系、贤妻良母、梳妆打扮等。可这理想至今也没实现。“培养过好几个女孩,但凡演出成功刚出点名,人家立马拍影视剧去了。”她悻悻地说。
马贵荣写相声上了瘾,1987年干脆辞职当了个体相声撰稿户,专给相声演员、文工团或电视台写相声。虽说很少有人知道她给冯巩、牛群写过相声本子,但她挺自豪:“随便去哪个音像公司,甭管唱片、磁带还是VCD,凡是相声的都有我的作品。”她和梁左等人帮姜昆创作的相声剧《明春曲》,首次把相声艺术同戏剧、电影结合起来。她的代表作《换包装》,还曾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
马贵荣在圈内混得小有名气,一次被请到北大给外国留学生讲课。课后,她问一位留学生:“你怎么想起学相声的?是不是中国相声的魅力出乎你意料之外?”
“不瞒你说,我学中国相声是为了实惠。”留学生直言不讳,“我学会两三段中国相声,写篇论文就能把硕士、博士学位拿下来,您信不信?”
“我不信。”马贵荣不客气地说,“你也忒狂点儿了。中国相声将近300年,你写篇论文说两段相声,就想拿硕士、博士学位?不可能!”
不过后来马贵荣读了《中国相声史》,才知道相声虽是中国的艺术,但第一个相声博士是瑞典人,第一个相声硕士是日本人,叫腾田香织,还曾跟她学过相声。
“我心里特别扭,中国相声的硕士、博士学位都让外国人拿了,咱中国人怎么不着急呢?再不抓的话,这老祖宗留下的玩艺就没了。”马贵荣当即决定教小孩说相声:“我可能没能耐培养出"星"和"腕"来,但我一定要培养出一批孩子,让他们懂得咱中国还有相声这门艺术。”
她到各学校去找学生,谁爱学相声,她就免费教。没想到有家长找上门来质问:“你经过谁允许教我孩子学相声?”“您孩子说愿意学呀。”马贵荣回答。“可我不愿意。我想让孩子学钢琴。”家长气呼呼地把孩子拉走了。
很有戏剧性的是,马贵荣挑了两个孩子,教了3个月,结果在中小学生艺术节上获了奖,还上了电视。听说获了奖考学能加分,家长们又颠颠儿地把孩子送回来跟她学相声。
不久,马贵荣到北京西城区少年宫的胖哈哈幽默艺术团任教,正式把相声教学搬进了课堂。如今,她的学生中很多已大学毕业,尽管已经当上经理、律师、记者或编导,还是执著地每星期与马贵荣在公园见面,切磋相声技艺。打小儿跟她学相声的连旭说:“马老师跟我妈似的。”
眼下,马贵荣对相声仍然痴迷如故,每天不是在少年宫教小孩说相声,就是帮校友笑友俱乐部的大学生排练节目,带他们去社区、学校、部队、公园和敬老院义演。
跟相声“玩命”了几十年,写过上百个相声段子,教过上千个学生,马贵荣乐呵呵地说:“我这辈子拿相声当精神支柱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