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跃琛等与村民小组土地补偿款纠纷案

　　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方式可以视为加入取得

　　本报记者 郭宏鹏 本报通讯员 徐丽碧

　　原告陈跃琛、陈淑贞、陈奕煌、洪意因被告该村民小组在按人口分配组民土地补偿款时未分发给四原告，故以被告行为侵犯其享有的与其他组民同等分配收益的合法权利为由，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其一家系被告小组村民，依法应享有与其他组民同等待遇。2005年间，被告部分土地被征用，2005年1月份，按人口分给每位组民分红款500元。2006年1月份，被告按人口分给每位组民土地补偿款25000元。但被告在分配这二笔款时，均未分发给四原告。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享有与其他组民同等分配收益的合法权利。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村第二村民小组辩称，原告一家于1996年从翔安区新店镇浦园村迁回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村居住，就将原向该村承包的土地交还村委会，然后举家迁入被告处，属寄户性质，原告一家从户口迁入至今从未承包过被告的责任田，也没有交纳过农业税，没有尽到村民该尽的义务。其生活来源和基础从没有依靠过村里的土地的收益。要求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主张四原告系寄户，并提供证人陈笃厦证明其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上注明“寄户”，但是证人陈笃厦在注明“寄户”时系被告小组的出纳，其不具有确认村民是否为“寄户”的相应资格，故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认为原告所建房屋的宅基地系原告从其堂兄处购买，但被告对此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原告提供其缴纳农业税的证明，被告主张系由小组统一代缴后再向各村民收取，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就本案所涉及的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并未提供相应的分配方案，仅提供2004年3月11日的户主决议书以证明当时经全体户主投票，69户表示不分配征地款给原告，因参与投票人员与土地补偿款及分红款存在利害关系，且决议内容侵犯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不予采信。原告陈跃琛、陈淑贞、陈奕煌、洪意提供了作为户籍管理部门的西柯派出所及阳翟村委会的证明，证明其系阳翟村二组的村民；结合阳翟村二组提供集体所有的宅基地让原告等人建造房屋、以及原告缴纳农业税等事实，可以认定四原告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其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法院判决被告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村第二村民小组支付原告陈跃琛、陈淑贞、陈奕煌、洪意土地补偿款人民币102000元。

　　评析

　　当前，农村土地补偿款纠纷仍然是一种多发类型。案件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认定问题。对此，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其依靠户籍、经济基础等证据认定。本案中，在1996年间，陈某及其妻、子一家四口经公安机关批准，将户籍迁回阳翟村二组，户籍已经落在阳翟村二组。阳翟村二组为陈某调拨一块集体所有的宅基地由其一家建造房屋，虽未分配责任田给陈某四人，但陈某一家根据阳翟村二组的通知，缴交了1996年和1997年两年除了农业税外的各种费用。截至2002年，原告一家已在阳翟村二组处居住、生活六七年之久，其生活基础都已奠定在阳翟村二组。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方式可以视为加入取得，该种权利应该得到肯定。

　　其次，人民法院既已生效的判决的执行效力问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应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不断提高，这才是减少讼累、节约司法资源的根本。2003年、2004年期间阳翟村二组分配给村民土地补偿款时，拒不分配该两笔款项给原告。经原告主张权利，同安法院初审、厦门中院终审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对当事人双方具有强制执行力。但是作为基础组织的该村民小组却拒绝履行法律义务，虽然在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之后由法院启动国家救济程序最终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但其中司法资源的浪费确实是巨大且无形的。2005年、2006年，被告又有土地被征用而发放补偿款，该款项也均未发放给四原告。原告又要通过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另外还要通过申请强制执行最终拿到属于自己的补偿款。将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小组必将还有土地被征用。如此反复，当事人权益的有效维护和司法资源的高效运用都有待社会各届出谋献策共同探讨。

　　再次，本案中证据的认定问题。被告主张四原告系“寄户”，并提供证人陈笃厦证明其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上注明“寄户”，但是证人陈笃厦在注明“寄户”时系被告小组的出纳，是具有相应利害关系的人，其不具有确认村民是否为“寄户”的相应资格，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当前，在农村基层组织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存在瑕疵，出现一人担任一职兼任他职的情况如本案中证人陈笃厦身为该村民小组出纳，其在本职之外还从事了常住人口登记的工作，可以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上注明“寄户”就说明其职权对群众生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该种影响在做出认定的当时可能不会当即产生，但是在出现纠纷而涉及法律认定之际就会将其不合理性暴露出来，规范基层组织的职能将成为当务之急。

　　最后，村民自治的原则在涉及多数村民利益时的效力问题。被告就本案所涉及的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虽提供了相应的分配方案，但是在针对是否分给原告补偿款的问题上却是依据2004年3月11日的户主决议书。该决议书当时经全体户主投票，69户表示不分配征地款给原告，因参与投票人员与土地补偿款及分红款存在利害关系，且决议内容侵犯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法院对该决议不予采信。我国宪法和法律都明确规定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要对村民群众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涉及村民利益的一些自治事务办好。69户村民投票表决似乎是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体现，但是这正是以多数有利益关系人的决定来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身为“迁入户口”的原告一家来到一个新的居住环境必然在人缘和地缘上没有其他村民的优势，而这决不能成为原告一家不能享受村民同等权益的借口。基于我国民主建设的客观现实，人们赋予了村民自治太多的使命，期望村民自治能解决农村所有的问题，这种想法是简单化了。我们既不能把村民自治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能让村民自治这匹“小马”拉起民主政治建设这架“大车”飞速前进。村民自治有待进一步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