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私力救济的极端案例。
事情发生在广州市，坐在摩托上的两名“飞车党”抢了一辆丰田商务车司机的项链，于是上演了一出长达两公里的公路追逐战，在出现了电影里常见的几番撞车场景后，最终的结局是抢匪二人车毁人亡。
案发现场，一名抢匪的头盔掉落在水沟中
案发后，网民热议，支持勇猛司机的有9成之多。网络上过于严厉的措辞已经将两条人命定性为“撞死白撞”，但最终评判还是要依据法律，这名司机该不该承担法律责任？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是否“过分”？遇到这种事，我们该怎么办？事件过后，留下的是一连串法律追问。
事件始末 8月16日下午，一起抢劫案发生在广州市番禺区市心路北段。
一辆商务车司机刚刚洗完车，车停在马路旁边，就在司机站在车头处看车时，突然遭遇了两名飞车歹徒的抢劫。
一辆摩托车从司机身后冲过，坐在后座的男青年一把抓向司机的后颈，刹那间，司机脖子上的金项链已经到了男青年手里，随后，摩托车绕过了商务车向远方逃逸。
被抢后，司机和洗车店员工蔡某立刻驱车追赶，没多久就赶上了摩托车，据蔡某介绍，中途商务车撞了几下摩托车，想逼停摩托车，但是摩托车仍然疯狂逃跑。有目击者称，追到七星岗公园门前时，商务车再次撞击，随即两辆车全冲进了路边的沟里。
这起两公里左右的公路追逐以交通事故划上了句号———摩托车支离破碎，一棵大树被拦腰撞断，商务车车头一角碎裂，另外一人身负轻伤，摩托车上的两个人当场死亡。
目前，警方还未公布案情，具体事故责任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9成网友支持 新闻曝出后，8月18日，某网站就此事件做了题为“你是否支持被抢车主开车撞死抢匪？”的调查，总得票数为66867，其中94%的网友支持，5%的网友反对，有9成投票网民在支持被抢者的撞击行为。
在广州，一提“飞车党”，几乎众人皆知。仅在去年夏季两个月内，广州就有16起飞车抢夺。多数网民对广州“飞车党”的恶劣行径恨之入骨。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审理意见，对飞车抢夺情节严重的可定为抢劫罪最高可判死刑，广州法院已开始执行。另外，广州的治安队员也开始使用“新式武器”———钩镰枪和网枪，专门对付驾驶摩托车作案的抢匪。广州市的部分市民也自发成立了“反飞队”，这些业余队员多是外来打工人员，也有一些下岗职工，他们自发地驾驶摩托车对“飞车党”进行跟踪围捕，据当地媒体介绍，效果相当不错。
但即便如此，飞车抢劫仍然屡禁不止。1个月前，广州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7月24日中午，广州白云区两名男子将一辆轿车的车窗玻璃砸碎盗走一个公文包，并开摩托车逃走。轿车车主马上开车追赶，在追赶过程中，轿车将其中一名盗贼撞死。据悉，这辆轿车已是第三次遭窃，损失已达10多万元。
专家：防卫稍嫌过当 就广州商务车撞摩托车事件而言，商务车司机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也成为时下热议的焦点。就此，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阮齐林向本报记者发表了他的看法：
第一，被抢人有权利追捕犯罪人。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越狱逃跑的、正在追捕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对于现场作案的犯罪分子，公民有权抓捕。由于紧迫性，还可以认为这是不法侵害在进行中，抢匪抢了东西后，财物在抢匪手里，被害人可以夺取，不夺取的话，财物可能很难找回。
第二，制度上可以定位在“正当防卫”内。
在日本，上述被抢人的行为属自救行为，在法律上和“正当防卫”并列，属于紧急行为的一种。
如果按照日本的刑法理论，本案定性为自救行为可能更加贴切，但在我国法律结构中，没有“自救行为”，这种行为是否应该归并到正当防卫中？
因为其属于一种紧急行为，针对的是不法侵害，虽然我们国家没有规定，但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在法外的正当行为中，要么认为正当防卫包括这种自救行为，目前国内法律界很多知名学者支持后者这种观点。
按照我国的法律结构，从法律解释和适用上来讲，并不排除在正当防卫的框架下解决，因为它具有紧急性，可以认为正当防卫涵盖了自救行为。
第三，行为人的目的和分寸是关键问题。
行为人是有权利追捕犯罪人的，而且这种追逐行为也可以考虑是一种防卫行为，关键的就是行为人的分寸问题。
如果他是以抓捕罪犯和夺回财物为目的的话，他的行为就是正当的。但车毁人亡的后果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追击的人，他的目的是为了抢回财物还是为了报复？这在认定上比较困难。
另外，追击产生的后果不能只强调行为人，还要考虑犯罪人。犯罪人本身从事了非常严重的犯罪活动，在被追击中对方驾驶车辆占优的情况下，就应该就范，不应该逃跑，但实际上，犯罪人并未就范，并且持续对抗，因为他的不就范导致了冲突的可能，意外的出现。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是行为人和犯罪人两方面的原因。
行为人的行为在这种高速运动中很难辨别清楚，有三种可能：一个是犯罪人不就范，导致冲撞的可能；一个是犯罪人就范，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另外一个是犯罪人就范，行为人仍然冲撞，不排除有报复的动机。
第四，撞死抢劫者该不该追究责任？
被抢者做出追击行为的前提是防卫性质，在本次事件中，被抢者撞人是防卫稍嫌过当。在双方使用这种高速交通工具情况下，一个普通公民是很难把握好分寸的。可能追的人是善意的，但是犯罪人是恶意的，罪犯不肯就范，这当中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可能酿成更大的祸害。
所以这起案件属于防卫性质，但是稍嫌过当。
对这个案件的处理，从对未来社会的导向角度来讲，在这种高度危险的情况下，不应鼓励公民从事这种追击行为。此次事件中，死的是罪犯，但反过来讲，不排除追击人伤亡的可能。
一般来说，在公民没有遭到人身危害时，还是应该消极一些，不应逞一时之勇，在人身无危险，尤其是在可以取证的情况下，避免造成更大的危害。可以记下车牌，跟踪抢匪，赶快报警。
虽然公民有权去抓捕、扭送犯罪分子，找回自己的财物，但是被抢人并无人身危险，另外其在公路上抓住两个犯罪人的成功率也不是很大，相比较财产损失，造成两个人的死亡，在公路上产生追逐，这种行为还是有些不妥的。
所以按照防卫过当进行处理，会对社会有一个好的引导。
以维护社会秩序，避免更大伤害来考虑的话，这种行为是不值得鼓励的。
有专家提出看法，认为被抢人撞死劫匪的行为属“无过当防卫”，不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刑法规定，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针对此，阮齐林认为，如果犯罪人处于正在抢劫过程中，受害人防卫致使犯罪人死亡，属于“无过当防卫”，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在本案中，抢匪抢完就跑了，其抢劫过程已经完成，已经丧失了对被抢人人身安全的威胁，所以被抢人的追击行为是“寻回财物”行为和“抓捕、扭送”行为，即是说被抢人只能抓捕、扭送抢匪，并不能采取报复行为。
私力、公力救济之间如何平衡？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与此案类似，2004年8月1日22时40分，长沙的士司机黄中权驾驶出租车行进途中，遭两人持刀抢劫。随后，黄驾车撞死其中一人。
3月23日，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对黄中权一审作出有期徒刑3年6个月的判决，并判黄赔偿死者家属各项经济损失3万多元。黄中权不服，当庭表示要上诉。8月3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中权撞死劫匪一案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原被告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在当年也引起了巨大争议，围绕着“的哥”黄中权撞死抢匪的行为是英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也是众说纷纭，支持黄中权行为的人占了多数。
实际上，上述这起案例和最近广州两起撞死“飞车党”案例都是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但却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案发后，3起案例相同一点是：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在网上的评论中，人们呼求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他们将其中的主人公称为“英雄式的存在”。
但这种颇得民意的“英雄”却很难博得法律的“同情”，正如专家所言，私力救济和违法犯罪仅一墙之隔，如何在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间寻求平衡才是正举。
阮齐林指出，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和私力救济在本质上同出一辙，应该支持私力救济这种方式，但一定要掌握好和违法和犯罪之间的度。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私力救济手段方式灵活多样，能够充分调动私人的力量，因而效果明显，并且私力救济相比于公力救济更加及时、成本更低。但私力救济却走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其处理结果有边缘化的行为特征。私力救济往往会导致“救济过度”，可能会加剧矛盾、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就此来看，被抢人撞击抢匪事件中，被抢人和抢匪的公路追逐造成了车毁人亡的后果，双方的行为甚至会危及到其他无辜人的安危，公路追逐也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就不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应该摒弃的。
徐昕建议道，国家可以考虑适当发挥其对纠纷解决的积极功能，限制并疏导其消极倾向。私力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为国家利用，同时又在国家的掌握之中，并根据需要通过立法使之逐步、部分地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三者发挥比较优势，良性互动，更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缓解司法压力，节省公共资源，维护社会秩序。(李亮）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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