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是：王泉媛 裴周玉 鲜正学 夏精才 张星点
1以老红军的名义出发—— 让历史成为色彩斑斓的画卷 纪念建军80周年期间，电视专题片《寻访健在老红军》一经播出，即在军内外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这部闪烁着人性光芒、彰显老红军精神境界的20集电视片，从选题策划到建组拍摄、后期制作，无不体现了红军传人弘扬红军精神、守望精神家园的坚定与执着。近日，笔者专程采访了该片剧组，了解到许多拍摄过程中的幕后新闻。
2005年初，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北京青年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共同策划并组织了“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大型系列采访报道活动，记述了70余位健在老红军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军出版社将这些报道文章结集出版，首次印刷15000册，很快便销售一空。读者普遍认为：“亲历者们回忆中的长征故事比小说的情节更生动、更鲜活。”有评论称：“《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以亲历者的回忆为主要线索，并以口述实录作为表现方式，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读来更觉亲切。健在的老红军对于他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充满强烈个人色彩的情感，使这本书具有了更为丰厚的人文内涵，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这恰恰弥补了由历史学家所写就的历史著作的一些不足，使历史成为真正的色彩斑斓的画卷。”
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了70年，而长征的亲历者们也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中经历了许多的坎坷，但这些健在的老红军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提到长征时难以抑制的激动。从他们的激动中完全可以想见，他们所共同经历的那场罕见的人类奇迹，是怎样点燃了他们的激情，又对他们的人生有过怎样的历练。正是这一点，促使读者不单单是从政治或革命史的层面去认识长征，而是从社会学或文学、心理学的角度去认识长征。这样，长征也就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概念，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它是当代读者与长征亲历者们的一次精神遇合，这种遇合的结果便是引发人们对长征精神的一次新的思索，或者说是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与评判尺度对长征精神进行思索或解读。所谓惊心动魄或振聋发聩，也就在于这种审视后的重新发现。
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寻访”活动的影响，大型寻访活动开始之前，北京青年报即请来电视剧《司马迁》、《金牌背后的故事》的制片人王建锋，做影视业务方面的指导。可以说，这次采访活动是影像媒体的一次成功实践。
王建锋受领参与活动的任务后，即开始认真阅读这些健在老红军的故事，在感动的同时，他也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题材。
决定拍摄《寻》片后，王建锋请来各路“神仙”为这部电视片把脉，出谋划策。“当时，我们提出三个主要问题，探讨如何解决。”王建锋说，“首先是叙事问题。考虑到健在的老红军大都年事已高，八九十岁的人了，语言表达不清楚，如何叙述故事就需要认真琢磨。其次是故事雷同的问题。老人们所讲述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行军、打仗，需要加以取舍，从中提炼出故事。三是创作视角的问题。这些老红军中有普通士兵，也有高级将领，到底应该拍哪些人？经过几次座谈讨论，最后终于理清了思路。对于叙事，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来解决；对于雷同，我们的处理方法是选择长征"节点"上的人物，比如出发，比如飞夺泸定桥，比如会师等，选择这些"节点"上的见证者，让他们来叙述不同的故事；关于视角，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以士兵的角度进入电视画面，因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当时都是青年人，他们在长征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这都是影片所要着力表现的。”
总体思路确立后，接下来就该进入到剧本创作阶段了。剧组请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的著名编导华越担任《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总编导，并着手剧本提纲的写作。
经过摄制组认真、细致的挑选，30位符合条件的老红军被列入了拍摄计划。可一联系才知道，其中7位老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相继离开了人世。这让王建锋和他的创作团队尤其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必须进行抢救性拍摄。
2006年的7月上旬，摄制组兵分六路，踏上了漫漫拍摄路。当时最让王建锋着急的除资金没有着落外，还有总编导华越带的那个组遇到了麻烦。他们去的是江西，那里发生了水灾，不但没法采访，连摄制组人员的安全都成了问题，一连几天和摄制组联系不上。后来才得知，摄制组是在洪水到来前的两个小时离开最危险地段的，大家都说是老红军保佑了我们。
2真实记录长征中的点滴往事—— 寻找那段用生命铸就的史诗永远的红星章
很少有纪录性的专题片能拍得像《寻访健在老红军》这样动情，这样真实生动。
摄制组寻访到的老红军，大都不是叱咤风云的将领，也不是赫赫有名的英雄，70年前他们只是长征路上的普通一兵，现在也大都默默无闻，有的还住在农村，过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简朴的生活。
但当这些可敬的老人从历史的远处走来，向我们真诚地袒露心怀时，他们的经历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心灵。他们的青春消逝在血与火的拼杀中，他们的脚印留在了雪山草地上，他们的意志在严酷的战斗中得到磨炼。他们不对历史作任何的粉饰，而是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把历史的真实告诉观众：长征是悲壮的，长征的牺牲是惨烈的，长征是可歌可泣的。
90岁的老红军钟明，现在回想起1933年广昌战役的残酷情景时，还是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他那时是一个卫生员，没有盐吃，把盐省下来煮纱布，一块纱布煮了又煮，直到变成一小条，伤员太多了。长征时发给他3颗子弹，只准打一颗，要消灭一个敌人。和他一起长征的30个人，走到陕北，只剩下他一个了。91岁的老人唐进新，当年是红一军团的先锋队员。他经历过血战湘江的惨烈，腊子口的激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老人说，那时他一天一夜跑240里路，越过大渡河的那天夜里下着雨，他在山顶上放哨。这些不可磨灭的记忆，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解放后他当过县长，后来主动辞职，因为觉得自己没文化，还是回家种地好，别耽误了国家建设。
夏精才老人原是黔西农村穷得一无所有的农民。15岁那年，贺龙、任弼时的部队来了，穷孩子当了红军，学吹军号。他跟着部队在乌蒙山区不停地转移，后来参加长征，他曾经有12天没吃过一粒粮的经历。饥饿和疲乏磨炼出他的坚韧，他在长征路上学文化，认了两百个字。一说起长征，老人就会笑着说：那是一个流动的学堂。
细节，往往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一部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就是那些细节。《寻访健在老红军》在拍摄中，特别注重运用影视手段突出和强化能反映主人公真实内心世界的细节。老红军陈芨过草地时，偶然发现有个新堆的土包，扒开一看，里面埋着一只牛蹄子。正是这只牛蹄子，才使他走出了茫茫草地，跟上了队伍。赵德仁过草地时，先后4次跌进泥潭里；爬雪山时，硬是被指导员拖着才捡了一条命。草地行军，他晚上偷吃了朱老总的皮带，不但没挨骂，朱老总还帮他捉虱子。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细节都很有特点，也都被摄制人员捕捉到了。
另一位红军战士陈利财从小就犯倔，12岁穿着条短裤，光着脚，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他几乎是打着赤脚走完长征的。在草地边，陈利财用一个玉镯换了80个大洋，又买了6个锅盔，救下了全班战友的生命。
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在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后面，还挂了个不大不小的尾巴——一支拖家带口的红军家属队。这在以往反映长征的作品中很难见到。邓秀英、邓玉乾一家8口全在这支队伍当中。到后来，14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进行长征，他们的身影成为了这支队伍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个个细节如同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使长征的历史显得越发生动、真实、珍贵。正是这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长征，创造出了人间奇迹，创造出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铸就了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3一个个感动中国的老红军—— 成为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央视的《2006，感动中国》，也感动了观看这一节目的观众。当李中权等6位老人代表老红军在现场观众的掌声中走上领奖台时，主持人白岩松动情地说：“我们为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所颁发的不仅仅是一枚奖章，而应该是一座丰碑，一座不朽的丰碑！”观众的掌声再一次响起，经久不息。
被感动的又何止白岩松！何止现场观众！《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摄制人员，在实际拍摄中每时每刻都被感动着，震撼着，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和心灵净化。
现年91岁的王泉媛当时是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中的一位。途中，她替伤员背着两支枪，走得气喘吁吁，毛主席看到后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主席让她把枪放到自己的马上。王泉媛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毛主席熟悉，于是她毫不客气地把枪支放了上去。“毛主席的马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长征中，他很少骑这匹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有人骑它，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
由蔡畅大姐牵线，王泉媛在长征途中与王首道结了婚，第二天他俩就分头回到了各自的部队。1936年西路军作战失利，王泉媛和姐妹们一起被俘，饱受折磨。逃出牢笼后，几经磨难，她才回到家乡。如今，她和养女一起平静地生活在江西农村。在摄制组记录的镜头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的回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给妻子一把小手枪，王泉媛也答应给丈夫做一双布鞋。然而，由于战争和离散，这双布鞋在经过了47年之后，才送到王首道手中。在实现了她对情感忠贞的同时，也实现了她对信仰的忠贞。
曾被列入拍摄名单的7位已故老红军中，有一位叫肖成佳。一年前，当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老人说他的军籍问题是由长征时的老领导、后任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同志帮助解决的。他曾先后3次来京，终于见到了老领导。由于时间太久，黄火青不认得他，便问：“你说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证明呀？”肖成佳于是用嘶哑的嗓子深情地唱起了黄火青当年教战士们唱的一首红军歌谣：“行路不怕道路弯，爬山不怕荆棘拦，革命不怕苦和累，红军不怕远征难，黄连树后有甜柑。”
熟悉的歌词和旋律，勾起了黄火青的回忆，他为之动容，两人抱头痛哭。黄火青给了肖成佳30块钱和200斤粮票，并答应肖成佳帮他圆一生的梦。
4长征途中一家人的生死离别—— 见证红军战士的坚定信念 摄制组在拍摄《寻》片时，感动他们的故事何止一个两个。最让摄制组人员感慨万端的是李中权一家长征途中的生死离别。
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李中权将军，当年全家9人追随红军，有4人倒在了长征路上。1933年，李中权率300多人的红军队伍回到家乡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时，还能看到悬赏通缉他的告示。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中，他的家人热情参加，大哥李中泮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五妹李中珍被选为妇女主席。红军撤离时，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五妹带领妇女队为红军抢救伤员，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了红军。这样，全家人都把命运和革命连在了一起。
后来，李中权率队在征程中遇到了久别的母亲。那正是大敌当前、军情紧迫的时候，母子相见，又惊又喜。见面时，母亲才告诉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掩护红军通信员，父亲戴上红军帽，把敌人引向自己，并在搏斗中杀死两名敌兵，自己也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尽管军情紧急，李中权还是决定要给父亲上个坟。他跑了一夜，在天亮时找到了那个画着五角星的坟丘——那是母亲亲手画上去的。不久，李中权又听到已当了赤卫团政委的大哥李中泮在“肃反”中被无辜杀害的消息。
1936年3月，就在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李中权在宝兴城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以及弟弟中柏、中衡和妹妹中秋。部队第二天就要行动，这是第三次过草地，面临的困难更为严重。令他悲痛的是，二哥李中池在战斗中牺牲了，中珍妹妹在过草地时饿死了，她丈夫石映昌也牺牲了。那天晚上，李中权和母亲谈到很晚。母亲再三叮嘱儿子要全力带好部队，不可为她分心。
后来，李中权又见过母亲一面，当时老人已经病得很重了，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走着。他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当时既没有药，也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母亲，看着被疾病折磨的母亲，李中权心如刀绞。李中权知道，这一次，也许就是自己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他解下自己的粮袋，牵过自己的战马，拍了拍中柏弟弟的肩头，把缰绳交给他，含泪告别母亲，去追赶部队。母亲后来病故在长征途中。
如今，李中权已离职多年，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还有他本人的书法作品。摄制组的人注意到，在书房门口的相框里，有一张人工绘制的相片。“那是我的母亲。”老人说，“我找了好多画家，凭自己的记忆描述，让他们画出来的。虽然不太像，但总觉得可以寄托自己的思念。”说到母亲，将军泪如泉涌。
也许，通过《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文字和图像，我们记住了李中权，记住了肖成佳，记住了王泉媛……然而，还有太多太多的红军将士，为了实现革命理想，英勇奋战，血洒疆场，长眠在了长征路上。他们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地，但是，在我们这些后辈心中，早已为他们矗立起了一座丰碑，一座无字的历史丰碑！（本版题图设计：仓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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