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盘棋输气未降——“立言不足”的居正(图)

　　——“立言不足”的居正居正先生

　　颜谢

　　当下学人对于居正先生，未必有多少了解，但他却是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司法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居正(1876-1951)原名养浚，字之骏，号岳嵩、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县人。早年留学东瀛，研习法政，参加辛亥，出任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身预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一职达十六年之久，对当时的中国司法的近代化建设，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运行理念上，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居正的贡献在于司法实务的运行而非理论的建构，对内树立法治权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解决司法院的虚置化，赋予其真正的司法权；二是审级制的改革，设置地方法院以推行三级三审制；三是全力推行立法工作的发展。对外为恢复法权的完整，则积极进行收回治外法权运动。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从清季开始，利用修律，试图通过法律的现代化来收回领事裁判权，这成为中国法治近代化的最初动力。居正先生刚刚视事司法部，便召开司法会议，作出了争取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决定。其后又积极推动民众团体向美英政府进行呼吁。1943年，“跻身四强”之际，美英两国正式宣布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中国法权完整最终得以恢复。与此同时，居正先生也满怀激情写下了《平等互惠新约签订之感想》一文，以致纪念。

　　相较于在司法事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理论构建方面，居正先生则显得明显的不足。盖居氏为革命而学法，非学法而革命；身居大理，更多的是以位酬功，乃至奔波于当国者的纵横捭阖而身非由己，并不是出于学优则仕，以理论学养固位。所以，虽位尊法曹，执掌钧衡，“终了一生，立言不足”，其实这也难于苛求。身处乱世救国第一的环境下，不消说侧重于政务活动的法律家，如江庸、董康、许世英、孙科及张知本；就连学斋中走出的，注重学术研究的法律家，包括以法理学研究鸣世的吴经熊，以宪法学研究济用的王世杰、钱端升等，以整理国故为业的程树德、徐道邻等，以国际法研究为职志的周鲠生、梅汝等；非古非今之际，不中不西之间，哪个不是有难以言明的苦楚。就居正先生而言，世人更多的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而非法律家，然而正是从政治家角度进行的观察，居正先生对中国法律的弊端较之科班出身之人有更深的体会，“推原讼累病民，其原因一由于制度本身未尽适合于国情；二由于推行方法未尽斟酌法理民情于至当。”“救济之方，不外法律制度之改善，与夫执法者能顺应民情之所宜。”

　　纵观居氏立言之论，除《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外，检册全集，则多为讲话，号召，函牍，通电，宣言，殊少专门之论。计其理论主张，一则为重建中国法系，一则为司法党化，“遵行国父遗教，严格执行法律，注重合作精神，养成守法习惯，发扬固有道德”确乎应其所言：陈义不求甚高，立言期于共喻。前者处特殊环境，斯言一出，足以号召人心，反响强烈；后者则适与其向所主张的司法独立原则相反，为人诟病。

　　就重建中国法系而言，居正先生对中华法系重建的愿望与呼吁，相较于程树德等学者，与其说是基于学理分析而得，不如说是对自己身处时代大潮流之下的切身感受，与执掌大理有年的职业伦理薰习所致。他提出此一问题，是为了应对自清末修律与北洋政府立法存在偏差和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司法弊端。北洋政府的立法和清末修律活动，既不彻底又不完善，前者“因袭古代的礼治”，后者“完全继受外国的法律”，这种“盲目继受”造成“唯以旧习与新制不能相应，良法虽颁，美意未著。”而解决的办法，便是重建中国法系。

　　徐复观先生在居氏逝世后写道：“楚人任侠敢任，而常有守孤抱以轻天下之情，故历史上秉大义以发天下之大难者多为楚人。发大难而不计其功，有其功而亦不以其自拘自滞，自矜自恃者，亦多为楚人。盖楚人有性情之真，而少功名之念，此楚人之所以失，亦楚人之所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