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银川市一幢破旧的居民楼里,记者找到了享誉国内外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的家。
门铃响过之后,李范文拖着不利索的病腿把门打开。屋里光线昏暗,摆设陈旧,面积狭小的三间住房里,老伴杨慎德特意为李老辟出一间书房。书房的名字叫“卧薪斋”,取卧薪尝胆之意。斋里除了书柜、写字台,还有一张单人床,塞得满满当当,没有回旋余地。李范文笑说:“我每天工作得很晚,怕影响老伴休息,就在这里睡了。”
在与李范文和其家人的长谈中,记者探寻了李范文数十年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成为西夏学研究专业人才的生命轨迹。
傻 想
立志研究西夏文
李范文1952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学习的专业是安都藏语。读大三的时候,他在图书馆里偶然接触到西夏文字。这些“乍视,字皆于识,熟视,无一字可识”的文字引起李范文浓厚兴趣。通过查阅资料,李范文明白了西夏文字属表意体系,创制于公元1036年,形体方整,笔画繁杂。西夏国在经历了190年的历史灭亡后,这种文字仍然保存了300多年。后来因为无人问津,西夏文字渐渐失去生命力,成为死文字,对研究西夏历史非常不利。
和西夏文的偶然接触,李范文竟然喜欢上这种文字,他找到当时的院领导,提出学习西夏文,院领导不同意,说他现在的专业就挺好的,西夏文属于偏门,先把现在的专业学好再说。李范文嘴上没说什么,但从此之后,西夏文就成为他梦牵魂绕、始终割舍不下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在读研究生期间,李范文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西夏文研究上。在他看来,钻研西夏文字,只是打开神秘的西夏王国的一个开始,掌握了西夏文,仅仅是拿到了解西夏历史的钥匙。对于研究西夏学来说,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就以后的专业定向,李范文曾与同学进行过探讨。当同学听说他想在西夏学的研究上做出成绩的时候,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在他的同学看来,由党项族在贺兰山麓建立起来的大夏政权,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位置,但放到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长河里,它只是泛起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浪花。研究西夏文乃至西夏历史,到底能取得多大成绩,在学术上能取得什么贡献,还真值得好好考虑,不要一时冲动。李范文说,正因为西夏历史的不起眼,国内许多学者对它的研究反而疏忽了,如果说西夏学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话,为什么日本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研究,出版了那么多学术著作?李范文说,对西夏学的研究,我是搞定了。
傻 闯
离开北京到宁夏
1960年,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先后6次打报告,要求到宁夏去工作,从事心爱的西夏学研究。对于他的举动,不仅他的同事不理解,院领导也觉得他是不是傻了。如果从做学问的角度讲,北京有明显优势,而且做出成绩容易得到认可,为什么非要到宁夏去呢!李范文说,西夏国是在宁夏建立的,到那里可以得到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北京的研究条件固然好,但从研究西夏的角度来讲,到宁夏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希望领导能够批准。院领导说,这个问题你要想周全,再跟家里好好商量一下,去宁夏容易,出了北京,再回来可就难了。李范文说,我已经考虑好了。
这年6月,李范文只身来到宁夏首府银川市。让他心凉的是,宁夏根本没有从事西夏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惟一与他所学专业沾点边的是到原宁夏师范学院历史系(现宁夏大学前身)当老师,学校给他分配的任务是教世界史。这点李范文真的没想到,千里迢迢来到宁夏,却要弃熟就生,研究世界历史,这与他的初衷相距甚远。
这年秋天,李范文独自一人跑到与研究西夏学息息相关的西夏王陵,这些仅存的土冢是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国存在的标志。呈现在李范文面前的西夏王陵,更是让他大吃一惊:陵园成了羊圈,根本无人看管,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对他想研究的西夏文字,无任何帮助。
李范文在陵墓前久久徘徊,他在追问自己:离开北京来宁夏,是不是真的错了,是不是真的犯了傻?
傻心眼
既定初衷不容改
李范文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宁夏的目的。他除去应付日常的学校工作外,剩余时间全部用来研究西夏文字。在此期间,他的原配妻子不愿来宁夏,和他离了婚。1965年,李范文经原中央民族学院人事处处长介绍,与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的杨慎德女士重新组成家庭。他对杨慎德说,我来宁夏就是想专心从事西夏学研究,你一定要支持我。杨慎德说,我理解你,也支持你!40多年来,杨慎德始终相伴在李范文左右,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生活有多么艰苦,不离不弃,相互鼓励,成为李范文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和得力助手。
当时的社会环境,让李范文难以有一个平静的书桌。他研究西夏文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反而被污为不务正业受到批判。
1972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对研究西夏历史、整理西夏文献作出指示,明确提出“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周恩来的指示为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学的李范文带来曙光,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也就在这一年,宁夏决定发掘西夏王陵,李范文被抽调到工地管后勤。李范文把这份工作当作深入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史的好机会。白天,他管理民工,晚上,他在西夏文字中遨游,自得其乐。编纂《夏汉字典》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他要把西夏文字与汉字对应,还得用四角号码的方式进行编排,以便使用者查阅。星期天回到家里,妻子杨慎德看丈夫忙得那么辛苦,就说,现在的形势一直是这样,你那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场呀!李范文头都不回地说,天不能总阴着,天晴了,这些东西就有用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功夫不会白费,研究成果一定会得到社会认可。
在工地,每天忙完杂七杂八的事,他在废墟中一碑一文地辨识,寻找和收集自己需要的资料。在西夏王陵,李范文度过了7年的艰苦岁月,他在这里经受了狂风暴雨、冬日严寒、孤独无助等种种考验,他的健康也遭到极大损害。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李范文身体受到极大损害,从西夏王陵撤离时,将近1米8身高的他,体重只有50公斤,血压也降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大夫说,这样的身体再不调理,就不得了了。李范文的妻子杨慎德吓坏了,她陆续杀掉家中正在产蛋的14只老母鸡,为李范文补身子。惟一让李范文感到欣慰的是,他编纂的《夏汉字典》已见雏形。
傻 干
只管攀登不问高
被称作只有“傻子”才干的编字典工作,硬是让李范文凭着不惜代价的“傻干”精神完成了前期工作。但是,编字典难,出版更难。李范文将字典书稿送到某出版社,出版社请专家审稿,因资料不全等问题,出版字典的事搁浅了。为解决拟音问题,李范文决定寻找西夏遗民,他沿着党项人迁徙路线前往调查,随后写出《弥药语调查与研究》,仅词汇部分就写出20万字。1980年,李范文开始研究《同音》。经过3年多的研究,李范文大有收获。1984年,日本西田龙雄教授到宁夏访问,李范文骑着自行车去宾馆看望西田龙雄的路上,被另一个骑车的年轻人撞倒,导致股骨颈骨折。在医院卧床半年时间,李范文潜心研究《同音》,并写就70万字的《同音研究》一书。他在《前言》中写道:“养病倒给了我一个安静治学的环境,《同音》伴随我,我研究《同音》,苦乎,乐乎?尽在其中矣!”尽管股骨颈骨折未能彻底治愈,致使股骨头坏死,给李范文留下终身残疾,但他认为,在医院期间《同音》研究大有成果,值得。至于那条腿嘛,年纪大了,无所谓了。
1997年10月,李范文花费25年心血编纂的《夏汉字典》终于出版,全书共计150万字。这部专著无可非议地成为世界上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夏汉字典》,它首次搭起了古代西夏语言文字与现代语言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对西夏学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工具书的《夏汉字典》的出版,为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方便。而在编纂《夏汉字典》期间,李范文也在为编写《西夏通史》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针对西夏党项族的来源问题,李范文撰写了《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是奴隶制社会,还是未经奴隶社会等问题,他撰写了《试论西夏社会性质》一文。关于西夏与宋朝的关系,李范文撰写了《论西夏与宋的关系》。西夏的国名称号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范文又撰写了《西夏国名辨》。西夏的皇帝称号、封号、谥号一直是个谜,李范文结合出土的西夏文残碑,写出《西夏皇帝称号考》。他撰写的一大批关于西夏的文章,都为后来编写《西夏通史》奠定了良好基础。
傻 人
做学术惟有傻子能成才
记者在采写这篇稿件期间,李范文给记者找到了他1980年记下的工作进度记录,并在凌晨3时给记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
“这是我1980年9月19日至1981年4月6日的工作日记——抄西夏文单字纪录。几乎每天都工作,如果有一天画零,即未写卡片张数,说明这一天一定有什么安排,工作量都在前一两天加班完成了。数十年如此。如果说我对得起人民,这就是我的行动记录。对那些每天花天酒地的混世之辈,他们看了一定会骂我是傻子。但是,人类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傻子干的。我的人生原则是:干部就得拼命干,工作人员就得拼命工作。生命有限,绝不因虚度而践踏自己的生命。两天的工作一天完,这就是延长了生命。人活五十,我活一百,何乐而不为?”
他做出成绩后,自治区原领导曾承诺奖给他一套大点的房子。但这句话后来没有兑现,有人劝他去找现任领导,他说现在的房子也能将就,只要不影响学术研究就行,房子太大,打扫起来还费劲呢。多年来,他舍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惟一的一件西装外套,还是20多年前出国时做的,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在参加公务活动或会见外宾时才拿出来穿一穿。李范文说,他没时间看病,没时间理发,年龄一天比一天大,总想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术研究上。
2004年5月23日晚上,一个天大的灾难降临到李范文的头上。李范文的二儿子李海东,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工作,那天晚上出外办事时,因路况不好,发生车祸当场死亡,年仅33岁。噩耗传来,李范文肝肠寸断,痛哭失声。第二天,儿子的遗体还在殡仪馆放着,李范文却要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参加一个学术活动。老伴说,天都塌了,你还有心思开会?李范文说,这个会是学校领导让我参加的,我怎能不去呢!
李范文在总结多年来的学术经历时说,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觉得自己真的很傻。有些人觉得自己灯红酒绿是乐趣,觥筹交错是体面,而我的乐趣却在无穷无尽的学术研究中。
国内外西夏学研究概况(链接)
西夏是中古时期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西夏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仅对过去相对薄弱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古代西北地区诸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研究也能提供新的资料,对当时辽、宋、夏、金各王朝复杂的民族关系研究也会起到推动作用。20世纪初,在内蒙古黑水城和宁夏灵武先后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其中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于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东西方学者苦心摸索,终于使这种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得到破译,渐通其读。
我国的西夏学研究经历了从冷到热的过程。从西夏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722年间,我国有关西夏的著作仅30余种,保存下来的才20多种。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曾询问有没有懂西夏文的人,指出要有人学习研究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此后,我国西夏学研究逐渐进入黄金发展时期,西夏学研究的内容、领域不断拓宽、不断深入,已经涉及族源、民族关系、生产技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许多领域学,北京、宁夏、甘肃和台湾等地都拥有多位卓有建树的西夏专家。其中《西夏通史》的出版,理清了西夏统治民族——党项族产生、建国、灭亡直到亡国后民族去向的历史脉络,揭开了“神秘王国”的面纱,并填补了中国二十四史没有西夏史的空白。此外,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印度、匈牙利等国都有学者在专门研究西夏学,国内外西夏学的学术交流日益活跃。
人才名片
李范文,男,1932年11月生,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人。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班本科毕业。1959年该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生毕业。1960年来到宁夏银川市,先后在宁夏大学、宁夏博物馆、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工作,现为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1984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12月,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
工作业绩
自1972年开始,李范文在西夏陵园发掘工地工作达7年之久,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写出一批专著,如《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研究论集》、合著有《西夏官印汇考》、《西夏简史》等。在西夏学研究方面,写出一批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论文,多次获得宁夏社会科学一等奖。
1979年,李范文完成《夏汉字典》初稿,1985年完成了70万字的《同音研究》,接着又于1994年完成了50万字的西夏词书研究专著《宋代西北方音》。这两部专著被誉为“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双璧”。
2004年,由李范文主编的《西夏语比较研究》出版。
2005年8月,由李范文主编的73万字的《西夏通史》出版。
2006年12月,由李范文主编的大型《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西夏文献》四卷本出版。
2007年5月,由李范文主编的大型丛书《西夏研究》1至6卷出版。同年6月,宁夏社会科学院成立国际西夏学研究所,李范文被任命为首任所长,正在组织国内外西夏学专家,总结百年来西夏学研究成就,编纂大型工具书《西夏学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