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这位以《菊豆》、《秋菊打官司》而驰名的编剧，这两年写出了《张思德》、《云水谣》。9月7日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上，他讲起了自己的创作故事——“当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后，我就想是什么让张思德们这些最普通的人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是信仰，是为了信仰而牺牲。
”
围绕这点，刘恒用温情的细节塑造出了一个可爱可敬的张思德，其动力正是这种精神的感染与传承。
而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的年轻女导演杨阳说起白求恩，更在激动处落泪，“感谢这次拍摄机会，让我走近白求恩……”
张思德、白求恩，一中一外在平凡中成就永恒的人，用自己的生命质地深深打动了艺术创作者。艺术家们又将自己的所感化入作品，进而让更多人为之感动。观众们在网络上自发讨论，相约一起收看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企业家用这部电视剧替代了时尚的培训课程，让白求恩的人格之光润物无声地照进员工们的世界。纵观近年来的文艺作品，从电影《云水谣》到电视剧《亮剑》，从话剧《立秋》到豫剧《程婴救孤》，无不是在以情动人的同时，以“小”见“大”。
感谢这些创作者们，他们通过日益精湛的艺术手法，让一部部主旋律作品如此可亲可近，让观众因为一部电影、一部戏而感到自己也随之美好，随之纯粹，哪怕这种精神的沐浴只是瞬间。
为什么众多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创作重心放在了主旋律上？因为他们看到时代需要主旋律，更因为他们在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中，真切地体会了一种社会责任，并从万千观众的感动和共鸣中，获得了艺术工作者的成就感——这是远比名利更高的奖赏。
相信今天仍有少数人一听到“主旋律”就会皱起眉头，这不是主旋律本身的过错，而是曾经不成熟的艺术探索留下的后遗症。今年是“主旋律”概念提出20周年，在这20年里，重要的不仅是对“主旋律”的各种讨论，还有伴随着这些讨论而进行的多样化的艺术探索，伴随着《焦裕禄》、《生死抉择》、《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一批佳作走入观众视野而开始形成的共识——“主旋律”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最美好的内核，它包含着人类共有的优秀品质与永恒价值，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好莱坞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工业，更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和自我形象塑造。任何一个国家，影视戏剧等艺术形式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都有其教化的现世功能。在大众文化日益兴起，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对“内”来说，我们价值体系的完善与民族凝聚力的强化，需要“主旋律”；对“外”而言，我们民族形象的展示与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同样需要“主旋律”。
遗憾的是面对这样的“需求”，现实还不能让人乐观。比如，多家报纸会拿出十块版面热炒同一个娱乐事件，但对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晚会的报道，却置于报角，“不如一块豆腐大”……
当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主旋律”之于民族的重要性甚至紧迫性，并付诸实践之时，人们确实需要思考：我们该对唱响主旋律承担起怎样的社会责任？如何让更多的人摒除成见，走近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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