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芳
站在巨大的塔吊下面，唐晓渡微蹙眉头打量着四周。眼前是一片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推土机在隆隆作响。不远处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旁，几个老人坐着藤椅在悠闲地聊天。
“哪里还有当年《诗刊》社的半点影子？”这位诗歌评论家努力将回忆与现实对照起来。1982年初这个南方小伙子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作协《诗刊》社工作。当时这里大片大片的果林之间，有一套朴素的庭院，比肩挂着“诗刊社／朝阳区绿化大队”的牌子。
时至今日，唐晓渡依然记得自己那种基于虚荣心的失望。在这个文学青年的心中，《诗刊》不仅是国内最权威的诗歌刊物，更是块灵魂的净土。不过这种失望情绪只“稍稍露了露头”，便被另一种诗意的联想所取代：“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有象征意义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中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类灵魂的事业吗？”
于是，这个年轻人留了下来，直至1998年离开。数十年来，唐晓渡亲历了这份刊物以及中国新诗由兴及衰的全部过程。此刻，已步入中年的唐晓渡，感怀起往日的岁月，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唐晓渡前去报到时，正值这份国人仰慕的刊物经历了“文革”刚刚复刊不久。1957年，在臧克家和徐迟的提议下，《诗刊》正式诞生，今年刚好50周年。
一位编辑翻阅着此次周年庆典的资料，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看看，都是什么人为我们写诗！”一张发黄的照片上，显示出1962年4月19日诗歌座谈会的字样。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人站在正中央。另一页是历任主编的介绍，臧克家、李季、邹荻帆、高洪波等人。
“哪个不是著名诗人？”她自豪地说，“我们最高时发行量达到54万份呢！”
公司职员韦锦曾经是这54万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那时的《诗刊》真好，连那种用骑钉装帧的素朴都令我着迷。”他沉浸在回忆之中。
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弧线》、郭路生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海子的《五月的麦地》、西川的《挽歌》、翟永明的《女人》……都是他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诗篇。
像对待情人一样，韦锦把全年的《诗刊》装订成册，摆在书架或案头最为显眼的位置。只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刻在一起，时刻看见它完完整整的样子”。
回忆这些往事，这位中年人觉得“又幸福又辛酸”。那笔一年三元两角钱的订阅费，对这个穷小子来说是笔奢侈的费用。当时，他一年的开销也不过15元钱，还是乡下母亲辛苦积攒起来的，满满一手绢的角票和分币。
然而这位忠实的读者却在4年前终止了订阅。因为这份刊物已经无法带给自己当年那种心灵的冲击了。“那种在金钱面前的无助，诗会质量的下降，评论的缺席等等，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他说。
随意翻开一本今年8月号的《诗刊》，内容是庆祝建军80周年的作品专辑。在“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寻访新四军的足迹”的主题下，大多是《在红土地上写给女儿的信》、《绿洲的男人》、《上饶集中营》等作品。
“诗歌怎么能拿来应景呢？”一位《诗刊》的老编辑说起来也很无奈，“不能过什么节就发表什么作品吧？”
在他所经历的上世纪90年代，编辑们还会尽力避开各类的重大节日。当时《诗刊》的发行量尚稳定在15万份左右。但如今这个话题已成为社内的禁忌。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编辑，压低声音比划出“两万五”的数字。
如果用图表显示，你会发现，从1957年到1966年，《诗刊》发行是一段稳定的上升期，接着在“文革”期间断裂，复刊后又是一段伴随着反复的上升线，上升、上升、上升，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
“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仅以1986年为例，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据悉就有84个民间诗歌群体参与其中。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诗刊》被看作是诗坛由盛及衰的晴雨表。随着发行量的直线下滑，该刊连正常的办公运行和人员开支也变得举步维艰。据悉，目前刊物的稿酬仍维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平均一首诗50元。编辑月薪更少得可怜，“年轻人有2000块就不错了”。
回忆往昔，韦锦感慨不已：“当一份刊物在经济上是负担时，你却有滋有味地担负起它，满心的欢喜和珍爱；而当你在经济上负担数十份刊物也不成问题时，你却把它放下了。这真是一种悲哀啊！”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 这一现状或许早在唐晓渡的预料之中。1998年，他离开了《诗刊》，调任作家出版社工作。尽管此后曾有人邀请他重回《诗刊》力挽狂澜，但得到的回答是：“我疯了吗？”说起有一次与《诗刊》组织的活动偶遇的经历，唐晓渡至今耿耿于怀：在与到场的“作者”打招呼时，他发现，对方递来的名片上大多竟是银行家、企业家等头衔，普通身份的诗歌爱好者凤毛麟角。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唐晓渡耸了耸肩。
对此，《诗刊》现任总编辑叶延滨在接受某大媒体采访时透露，该社每年支出360万元，相应27万元的财政拨款及刊物营销所得，尚有180万元的缺口。在此困境之下，只能依靠拉赞助、办学和组织诗歌活动维持。这位总编辑还抱怨自己的精力太多花在了为赞助方写文章和修改水平不高的作品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本职工作。
“拉赞助不觉得丢面子吗？”曾有人这样问相关负责人。
“我们都练出来了。”那位负责人干笑着。她随即纠正“拉赞助”应为“友情支持”。
中国诗歌协会秘书长张同吾就经历过类似的“友情支持”。在和一位企业家商谈创办“诗人之家”时，他兴致勃勃的介绍突然被打断，于是展开了如下对话：
“我听不懂，你就直接说，要多少钱吧！”“我就知道你听不懂，但我还是要说。”
“那诗能不能给我带来直接效益？”“对不起，不能！”
于是，这场会面不欢而散，赞助费也从当初商定的20万元削减至16万元。张同吾愤然说：“中国诗人还没沦落到跟人要钱的地步！”陪同他的一位当地官员立刻联系另一家香港老板。谁知这位老板席间突然离去，原来他把“诗歌协会”听成了“私个协会”（私人个体协会）。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诗刊》退休编辑王燕生每每说起这些所谓的“友情支持”，就气愤得直摆手。坐在满眼是书的家中，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谈话一直围绕着当年的“青春诗会”。1980年，为了培养和提携年轻诗人，《诗刊》组织了首届“青春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汇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专辑为“青春诗会”。后来这一名称一直沿袭下来。
作为该活动的数届组织者，王燕生因此被誉为“青春教父”。他摸索着翻出首届诗会的签名录，上面用毛笔书写着江河、舒婷、顾城、梁小斌、叶延滨、徐敬亚、王小妮、张学梦、梅绍静、才树莲等人的名字。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当年均是无名小辈：舒婷是灯泡厂女工，才树莲是农民，而叶延滨是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学生。
王燕生说：“那个时候都是凭本事吃饭。”往往是已经获得认可的年轻诗人，才有资格加入其中。西川、于坚、韩东、车前子、吉狄马加、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均为不同时期的诗会学员。因而“青春诗会”被称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
其中，张学梦的经历颇为离奇。1979年,王燕生收到一份“很不像样”的手稿。一沓打字员使用的油光纸，用半截铁丝串起，模糊的字迹忽大忽小，标点符号也是高兴时点一下。
但王燕生却从这沓油光纸上看出亮点，并决定见见作者。在唐山大地震的一片废墟中，他在抗震棚里找到了张学梦。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墙壁上钉块木板，上面排列着几十本中外书籍。
这位6旬老人感慨地说：“那种作者与编辑的真诚往来现在真难以想象。”他很不满当下的所谓诗歌辅导班，互相还不认识就匆匆结束了，“纯粹是为了骗钱”。
张学梦的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发表之后，荣获第一届新诗奖，顺理成章他也加入了首届“青春诗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中，他听到诸多诗歌大家的讲座，如艾青、臧克家等等。此外，《诗刊》社当时的领导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每人都要亲自负责辅导4个诗人。
不少当事人评论：“这种盛况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第七届“青春诗会”学员西川回忆，自己的作品曾“像干尸一样被秃鹫啄食”，“那种言辞犀利的程度，足以把任何人的自尊心击得粉碎”。他的名作《挽歌》也就此诞生。
作为班主任，王燕生当时连家都不回，就住在资料室里。白天他照顾诗人们吃饭，晚上还帮忙驱赶蚊子。几年前得知张学梦退休后，他半夜睡不着觉，就打电话给一位“青春诗会”的学员：“你知道吗？他妈的，连"青春"都退休了。”
(责任编辑：李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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