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几年前，王燕生应《星星》诗刊之邀，开办“走来走去的青春”专栏，但只写了张学梦、才树莲等6人就停笔了。这些记忆中的青春面孔，如今大多数已经远离了诗歌。
老王一一历数历届青春诗会学员的现状：舒婷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徐敬亚迁居深圳从商，徐国静转行搞起教育，顾城在新西兰自杀……“太多了，”王燕生喃喃自语，“有些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是，连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也不写诗了。
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
与远离相比，更令人感到无言的是被时代遗忘。王燕生曾在书店里听到过这样一番对话：“请问有艾青诗选吗？”“艾青？”售货员费了半天力气才听明白是这两个字，“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唐晓渡有一次到北京大学参加新诗研讨会。中途休息时听到一个细细的女声：“他们老是说"今天"、"今天"的，这"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当年入学的当代文学研究生。
然而这种对话如果发生在20年前，无疑比黑色还幽默。1978年底，北岛和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标志着“新诗潮”登上历史舞台。一年后，《诗刊》先后转载了《今天》的作品，分别是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从而引发了有关“朦胧诗”的大讨论。
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查建英，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参加《今天》聚会时的情景。曲曲弯弯的胡同深处，一户人家里坐满了人，都穿着灰不溜秋的蓝衣服，表情都特别严肃，如同“革命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在这种郑重虔诚的氛围下，大家把文学当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陈词，“讨论起来简直就像讨论上帝的真理”。
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则是另一番情景：里里外外站满了人，还有些外国记者，最外圈是警察。不少年轻人上前念诗，其中有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陈凯歌。一位外地青年用散文诗的笔调写下自己的心情：
“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腿，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那么，如今的诗歌朗诵会又是怎样呢？记者询问了几个诗人，回答是：“现在？现在诗歌朗诵会能有40人就相当不错了。”一位当红诗人讽刺道，“别再指望回到过去了。”
“简直是骡马市！”西川这样比喻中国的诗歌朗诵会，“有时候台下人激动了，还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这与国外形成截然的反差。”曾有一个瑞典诗人打算在中国开办诗歌朗诵会，征询西川：“一人收两百块钱的门票费，怎样？”西川兜头一瓢凉水：“两百？你免费还没人来听呢！”
现在写诗，人家说你有病 1983年夏天，《诗刊》社从城郊小关搬到城里，与文联等单位挤在“宣武区虎坊路甲15号”的一排平房里。如今，在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包围下，那排平房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低矮的红楼。看门人酸溜溜地说：“我们这儿以前特有名，邵燕祥啊、王蒙啊，都住过这里！”
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全国诗歌爱好者朝拜的圣地。唐晓渡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诗人。只见他头发又长又乱，衣服又脏又旧，身上散发出难闻的酸味儿。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是沿着铁轨步行来京的，因为害怕自己的诗歌在邮寄中丢失。在近乎一个月的旅途中，他几乎以乞讨为生。鞋磨破了，衣服穿烂了，唯一在意的是像珍宝一样守护的纸箱子，那里塞满了他多年来的诗稿。
那种充满渴求的目光，至今让唐晓渡难忘。只要话题回到上世纪80年代，这位诗歌评论者的语气就变得激动起来：“许多人就是这样被诗歌牢牢抓住，甚至把生命抵押给了诗歌。”
而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甚至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
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
“现在谁还写诗啊？更别提女诗人了！”罗露西是个华裔诗人。两周前，她回国座谈“女性诗歌和情感世界”的话题，希望相约几位女诗人。熟料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结果，最终只好拉几名男性诗歌学者代替。
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她对国内诗坛的现状一无所知。“难道现在的诗歌如此没有市场吗？”她问朋友。20多年前她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报摊上到处都可见到《诗刊》，可如今，不仅报摊上找不到，即使到邮局也难觅踪影。
在谷歌以“诗人”和“尴尬”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179000项结果，甚至高于搜索“艾青”的查询结果。其中之一竟是《诗人与小姐在夜总会的精彩对白和尴尬场面》的黄段子。一篇题为《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的文章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对此，西川的总结非常直白：“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 游历过多个国家，唐晓渡发现在网络及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全世界的诗歌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比如，诗歌刊物大都亏本经营，诗歌朗诵会主要听众是中年人等等。但他话锋一转：“可人家对诗人都非常尊敬，决不像中国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
在他组织的中日诗歌双向交流会上，中国记者请日本诗人谈一下对“梨花体”的看法。由于这些来自日本的顶级诗人完全不知道何为“梨花体”，所以都没回答上来。结果次日国内的许多报纸都以《中日诗坛拒谈梨花体》为醒目标题。
“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西川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参加过荷兰国际诗歌节，发现荷兰船王自掏腰包来听诗。他的朋友王家新一次在欧洲某银行办事，工作人员一听说这是位诗人，立即请出经理接待。
对比国内，大多数诗人甚至连生计都难以为继。一位诗人在聚会中始终默不做声，原来他发现在“中华”等名牌香烟的映衬下，自己的烟根本拿不出手。
不少人因此放弃了诗歌。一位山西省某地的组织部长，曾经是名狂热的诗歌爱好者。他坦言并不后悔自己的新选择，因为现在可以“更好地为诗歌服务”。每次在当地举办诗歌活动，他总会慷慨相助。
黄怒波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在某部委工作，后来进入商界。去年，这位身价过亿的巨贾捐赠3000万元给中国诗歌界，希望改变中国新诗的创作现状，并推动诗歌的理论研究。他倒是坚信，自己的商人身份与诗人身份并不冲突，甚至两者还可以互补。
与多数诗人相反，他对中国新诗似乎挺乐观。因为在诸多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中，他发现汉语诗歌的地位很高。这位商人把诗歌衰落现状的主因归咎于钱。他说：“没有钱，就诗人自己在屋里写几句，连诗集都没法出。”
不过，黄怒波偶尔也会为钱发愁。和记者见面时，他正在审批几个诗歌活动经费。“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办，一个活动就要200多万？我本来指望这3000万元能花上10年呢。”
诗人跨不过金钱铸造的门槛，但这并不妨碍诗歌的另一派“繁荣”。罗露西曾在国内参加过一次诗歌研讨会，她发现讲台上坐满了各级领导。一位发言人对一组纪念某某将军诞辰百年的作品赞叹道：“某某部长诗是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度重点扶持的作品之一……预示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薪火相传、万古流芳。”
“如果诗都变成了命题作文，怎么能写好呢？”这位女诗人十分困惑。在美国，大多数诗人，都是自发聚集在一起，或者在咖啡厅、或者在自家后院，认真地讨论着彼此的作品。
事实上，不仅是诗歌，查建英发现，眼下人们已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萨特、罗曼罗兰等“高大虚”的话题。她所参加的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儿的是装修和房子。“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仿佛成了当下的一种时髦。
对此，她分析这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失重感作祟。因为他们曾经在政治化的环境里获得了夸张的重要性，但在技术官僚、消费文化和经济专家的时代里，突然被甩出了舞台中心。
(责任编辑：李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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