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戴错了面具
提起那段风起云涌的往事，唐晓渡再度陷入沉思之中。
此时已是黄昏，原本宁静的小区，不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和孩童的嬉闹声，但这毫不影响他的谈兴。
他记得，有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原来这个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唐晓渡恍然大悟，却看到对方一脸严肃。交谈中，他获知其中的男诗人身患重病，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虽然令唐晓渡感动，但更令他警觉。对此，西川一言以蔽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北岛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王燕生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属于你们媒体，”唐晓渡说，“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
因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选票；《诗刊》在工体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许多当事人并不认为这种错位对于诗歌的发展有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贯的中国文化弊病——“全民文化势利眼”。“哪儿热闹往哪儿跑，谁家打架了，谁家丢东西了，人们就一窝蜂地跑去看。”西川说，“正因为如此，过去诗歌火了，很多人追捧。同样的，如今诗歌衰了，大家都唾弃。”
只是诗人们自己也始料不及，当诗歌回归本位后，却遭遇了如此的困境。“一个审丑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污秽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美丽和智慧成为垃圾的时代。”唐晓渡一连用了三个排比句。
诗人们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诗歌正在被淡忘，“不是人们不愿意读诗，而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或者根本来不及读。”
几天前，国内发生了一场伤亡众多的矿难，几乎所有媒体都悄无声息。这令唐晓渡的法国朋友很是吃惊：“中国人怎么会这么麻木？”
“你看对于灾难都这么麻木，更何况诗歌呢？”唐晓渡无奈地说。
“是啊，在这样一个金钱裹胁着欲望的粗俗的年代里，仍然谈论诗歌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感叹。
至今，在唐晓渡写字桌的抽屉深处，仍珍藏着当年他在《诗刊》社工作时的许多旧照。他翻出其中一张，瞪大了眼睛惊叹道：“天啊，这是我吗？”一个身穿呢子大衣的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微笑着面对镜头。他记得，那是自己到《诗刊》社报到时的那身装束。
偶尔，他还会跟人讲起那段“诗歌－绿化”的日子。他毫不掩饰年轻时代的浪漫，间或会惊悚那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的消失。尽管今天重回小关，他已经无从辨认记忆中的那个绿化大队，连那块令他曾经心潮澎湃的招牌，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照片：《诗刊》社部分人员在小关的合影，前排左二为邵燕祥，左三为严辰
(责任编辑：李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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