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富翁造林五年沦为负翁 林场被黄河冰凌吞没

王晓宁

　　林殇——造林狂人王晓宁的悲情与希望

　　夏末的夜晚，黄河边的林场，草木悄然而悲。蒙古包里，王晓宁和他的同伴要盖着厚厚的被子睡觉，冷寂得如同深秋。

　　5年前，这个位高显赫的西北汉子带着一身豪气扎根到这块黄河边的荒滩上，隐姓埋名、舍家别子，只为一个目的，种树。

　　冷寂的日子一晃5年。千万富翁王晓宁成了外债高举的千万“负翁”，当年的荒滩却已变作2万亩一望无际的林场。同时“无中生有”的还有“副厅级干部辞职种树”的故事，这则出现在多家门户网站上的新闻内容并无失实，只是这标题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我在银川销声匿迹这么多年，一出来就变成一个副厅长，一个劲的跟人解释，我们老爷子也跟我急了。”王晓宁说他自己从未是副厅级干部，只是在一家厅级编制的国企做过负责人，未及任命，便已挂冠。

　　少年得志

　　9月8日这天，王晓宁大姐的孩子结婚，王晓宁找人借了辆车子，回80公里外的银川参加婚礼。

　　现在王晓宁的林场只剩下一辆皮卡车，5年前，坐皮卡对豪华车发烧友王晓宁来说形同轻慢。

　　“在银川基本上最好的车我都玩过。”2000年他买的奔驰H320是当时银川最好的，花了130万元，玩过的车有几十辆，丰田、林肯、凯迪拉克……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拥有多少辆车，“就没有我没玩过的”。

　　最鼎盛的时期，王晓宁玩车还玩到了铁路上。在铁路上还有3列自备车，每列40节，3列油罐车共120节。那是“搞油品流通”专用的。

　　王晓宁1984年宁夏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农业厅农经站工作，热爱农学的他走遍了自治区的每一个县，视野所及，既有塞上江南的鱼米之乡，也有滴雨未下年收入只有几块钱的贫苦农民。为了自己的财富梦想，1987年，25岁的王晓宁在农业厅办了停薪留职。有一天我会搞回农业的，他想。

　　从此王晓宁开始了被他自己称为“搞流通”的生涯，不好听的叫法是“投机倒把”。1980年代他从大西北南下广州进货，什么生意都做，“那时候胸罩批发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叫梓元岗的地方，我一个老爷们一下火车就一头扎进去，全部都是女人的东西啊。”这种闯劲在之后的商海沉浮中一以贯之。

　　1980年代末，王晓宁开始成了有钱人。1990年代，他开始做起煤炭、石油和房地产生意，每次都是先行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96年，由于看重他的经营能力，王晓宁被请到宁夏自治区政府的两大国企之一，宁夏伊斯兰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很快他成为国投下属宁夏伊斯兰经昊信托投资公司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掌管国投除了金融证券外的所有业务，手握三四亿资产。

　　三十出头的王晓宁可谓少年得志，“当时好哥们要跟我吃顿饭都要约一个星期。在银川，我那时真是横着走的。”

　　远离仕途

　　2002年，宁夏责成当时效益非常好的国投负责接管并重组另一个濒临倒闭的自治区政府所属的厅级企业——宁夏伊斯兰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王晓宁和一位高管临危受命。

　　这个只有三年农业厅基层干部经历的商人并不避讳，当时之所以愿意去国投工作，有在仕途上发展的考虑，“钱已经挣得够多了，看能不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伊斯兰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重组并不顺利，后来王晓宁说他不干了。“不干的原因说老实话就是干不了，那个活不是咱干的。有些事情不是能不能摆平，是你根本就摆不平，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哪个地方你做得不圆滑的话，你就可能成为阶下囚。”

　　面对巨型利维坦性质的组织，王晓宁个人的无力感和内心深处土地与草木的召唤让他决心最终解脱。

　　“高处不胜寒，太微妙了。”他所面对的是无物之阵，是由地域和体制构成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在任何一个环节致人于死地，并且在这种传统致人于死地的同时，人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对此负责的人。

　　王晓宁的直觉很快应验了，在他走后没多久国投就出事了。2004年4月，由于受“德隆风波”的影响，国投的经营陷入困境。10月，8名高管被警方拘留，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自治区成立了“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2005年11月，一直重用和提携王晓宁的董事长杨汝臣、原副总经理兼财会管理总部总经理李水平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之所以我没出事，就是我在掌管集团公司的时候我没有拿一分钱，我要想捞钱，一年捞个几百万太容易了。”

　　王晓宁坦言，如果他是一个政府官员被派到那个地方每月挣1000、2000块钱，也可能犯错误。“没什么背景就是凭自己能力”的王晓宁及时抽身，但面对的却是一场更大的挑战抑或灾难。

　　实际上，2000年起，王晓宁就着手在贺兰县立岗镇（原通义乡）两千多亩“中林46速生杨”建起苗圃基地。

　　2002年，卸甲归田的他又一头扎进另一块更大的林地——平罗县头闸镇面积2万亩的黄河荒滩，埋头苦干。比之于仕途和商场，这里有他的爱和本分。

　　“原来是一望无际的荒滩，开车能直接开到黄河边。”王晓宁的助手郭晓春怎么也不能忘记刚到这片河滩地时看到的情景。

　　这里孕育着王晓宁的梦想。他选择了与一家知名纸业上市公司合作。“我这块林子一开始其实是给上市公司作扩充平台，我在一年到两年之内给它营造一个3万亩的速生丰产林，只要林权证一出来，验收合格，就用3000万人民币来收回。”

　　“一年之后他说没钱了，我说你没钱我怎么办呢？我找了它无数趟，最后认识到对方是地地道道的土财主。”王晓宁说。

　　“他甩了心眼，把你先套进去，宁夏是缺林大省，按政策只能进不许出，反正你最终也要卖给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来打官司的王晓宁选择了退而求其次。

　　2001年10月他和那家知名纸业集团写下一纸承诺，2万亩速生林基地所产出的木材，全部由该公司收购。

　　有了订单，2001年11月22日，王晓宁和另两位投资人一起与平罗县头闸镇人民政府签订了30年承包合同书，王晓宁与他人共投入2800万元启动了丰产林基地建设。

　　由于被强势的上市公司欺诈，资金链的紧张让盘算中的各种副业和生态旅游的实施都陷入停顿，已经建起的由蒙古包群组成的旅游村成了他们自己的住地。然而，随着季节变迁，往林地扔钱仍需按部就班：阳春3月，25万元春灌；7月，悬根除草、施肥；8月初，第二次灌溉、剪枝；10月，冬灌。一年还得100多万元的养护费用，而且每年得补种300－400亩种苗，还得20－30万元投入。

　　2003年，王晓宁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行人除牙膏、香皂等生活日用品到头闸供销社买外，温饱问题则自产自销解决：菜，自己种；粮食，附近农民供给；羊，自己养；鱼，到黄河里钓……“银川的家3年没回去住过”。

　　这一年，妻子带着年仅7岁的儿子回了西安娘家；两合伙人先后撤资；基地所有职工1年半的工资没发。所有的钱都扔进地里了。按林业法规规定，每伐一棵都得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再怎么紧缩开支也无法满足每年向林子的投入。

　　合资伙伴撤资时，王晓宁勒紧裤腰带给他们全额退钱，没钱就用车顶。

　　2004年，这里的杨树平均树高已达十几米，胸径平均8—10厘米。据专家测算，现有木材积蓄量已达18万－20万立方米。

　　日渐挺拔茁壮的杨木依旧支撑着王晓宁的梦想，但那时候他想不到一场灾难已经静悄悄的埋伏在他的林场周围。